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9)12-90-09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师事“桐城派中兴的明主”[1]曾国藩，为“曾门四弟子”之一，著名的晚期桐城派大师。历任直隶深州、冀州知州，天津府知府，“其治以教育为先”，“民忘其吏，推为大师”[2]。后受李鸿章聘，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十余年，“专力以兴教化，并中西为一冶”[3]，“以新学倡导士子”，造就一批“英伟识时务”的新式人才[4]。1902年被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荐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年东渡日本考察学务，归国后在安徽创办桐城学堂。吴汝纶是近代杰出的教育家，被誉为“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5]。本文以吴汝纶受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前后的思想与活动为中心，考察其“兼苞新旧、会通中西”①的教育理念和活动，力图展现吴汝纶的教育思想在京师大学堂重建和20世纪初中国传统教育重大转型时期的作用与影响。 一、中西兼通，获聘大学堂总教习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1902年1月10日)，张百熙获派管学大臣并奉诏恢复在庚子兵燹中停办的京师大学堂。为使京师大学堂能实现“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6]的目标，张百熙力主聘吴汝纶出任总教习一职。当时吴汝纶正由冀返京准备为李鸿章写生平节略，于十二月三日(1月12日)抵京。两天后，吴从大学堂支应提调汪立元处获悉张之打算。但当时吴汝纶一心南归，无意受职。张百熙多次登门拜访，并不惜下跪拜请。吴汝纶虽对张百熙折节下士的做法甚是感念，但因顾虑颇多仍不允职。面对吴的拒绝，张百熙一方面多方动员托请吴之亲旧进行劝说，先后有汪立元、善耆、胡橘棻、曾广镕、中岛裁之、曾广铨、杨士骧、张英麟、绍英、赵从蕃等多人为之出面；另一方面上奏请旨，试图形成既成事实以逼吴就职。张在折中称吴“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足当大学堂教习之任”[7]。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1902年2月13日)，清廷下旨准张百熙之奏，任命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但吴汝纶仍不愿就任。正月初八(2月15日)，张百熙写信给时任大学堂提调的曾国藩之孙曾广镕，请他再劝吴，信中说“今挚公已奉朝命，若再固辞，是不翅劾弟于廷也”[8]，又说吴可以暂留一年，一切办学章程最终也会交吴核定。在这种情况下，吴汝伦勉强应允“暂不言辞，……视章程中总教习职事如何，内度材力能堪与否，再议辞受”[9]。可以说，为了聘请吴汝伦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作为管学大臣的张百熙费尽了心机。 张百熙如此折节下士、软硬兼施地延请吴汝纶，应该说，他有知人之明。 其一，吴汝纶出身桐城，因家学渊源早习古文，同治三年(1864年)后跟随曾国藩治学治事，在曾的教导下成长为一代古文大家，“自六经诸子百家传记，以逮国朝著述，与夫儒先遗闻绪论、断简零章，无不博求而慎取也”[10]。晚期桐城派因时而变，大力倡导“经世致用”，借桐城文章介绍西方文化，吴汝纶深受熏染。后吴又入李鸿章幕，见证并参与了不少洋务活动。自光绪六年(1880年)起，吴开始与严复相交往，深受进化论思想影响，认为中、西之学分属两种文化，“西国格致之术，实能弥补造化，剖析微芒，中国尚无此等良师”[11]，主张将西学作为中国“兴民、振国、保种”的良方进行学习。他本人更是积极地探求西学，“自译行海外之奇书，新出之政闻，与其人士之居于是或过而与相接者，无不广览而周咨也”[12]。由此张氏认为吴有中西博通之才，堪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之职。 其二，吴有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杰出的管理能力。桐城派素有执教传统，吴汝纶亦一直心系教育事业，他在深州、冀州任职时即致力办学兴教，后辞官主讲莲池书院十余年，“喜以西学引掖时贤”[13]。吴认为“学校中不能培壅真才，所学不能应时用”是晚清国力孱弱的原因，主张“处处设立学堂，讲求外国新学”[14]，并在莲池书院中率先立英文、日文学堂，延聘英、日名人为教师，培养了一批人才。这对当时急需改革旧制、开拓新局的大学堂来说是十分可贵的经验。 其三，吴本人“德望具备，品学兼优”[15]，在政学两界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仅“懿行硕学，为天下所共闻见”[16]，而且“声播中外，欧美名流皆喜与过从，推为东方一人”[17]。特别是吴汝纶师承曾国藩的学术人脉以及桐城派殿军的身份使他获得了保守派的认可；同时吴又与诸多主张改革的学人、官员都有联系，也颇得新派人士的认同。事实证明，张百熙的这一选择确实是符合多方期望的。严复就认为吴氏是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上佳人选，他曾对吴之子说：“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后，吴京卿一人而已[18]，并在写给张元济的信中称，对张百熙执意邀请吴汝纶一事并不惊讶，因为吴“能通新旧两家之邮”[19]。严复还曾写信给吴之女婿王光鸾，让其劝吴接受总教习之职。北方士林也积极支持吴汝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以直隶绅士魏钟瀚为首的1200余名北方学子联名上书请愿，要求吴汝纶出任总教习以挽“中国之失学”。[20]梁启超对此亦表示高度认可：“回銮后所办新政，惟京师大学堂差强人意，自管学以下诸职司，皆称得人”，希望吴汝纶能接受任职，“以副多士之望”。[21]后来吴汝纶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身份东游日本考察学务时，京都帝国大学总长木下广次对他给予高度评价：“吴先生精思卓识，旷绝一世，日本维新之时，断无如此人才。大清教育之隆，可翘企也。”[22]由此可见，吴汝纶出任恢复重建后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可谓众望所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