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高等学校考试招生作为一种“抡才大典”备受瞩目，高考制度在未曾间断的改革中实现了“螺旋式”发展。悉数高考改革之历程，先后对考试科目、考试内容、考试次数、考试方式、计分方式、命题方式、科目设置、志愿填报方式、录取体制、高考时间、加分制度、计划配额、报考资格等项目进行调整。但总体而言，21世纪以前的调整并未将考试制度改革与招生制度改革作出明确区分，多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在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中，常将二者相混淆。 进入21世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颁布，提出“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改革招生录取机制”“逐步改变单纯以考试成绩评价录取学生的倾向”“加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能力建设”的基本方向。高等学校则在以高等学校为招生行为主体、各级招生考试机构监督服务、国家宏观管理的工作机制中，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及规章制度，逐步建立了由校长负责的招生工作领导机构，并以制定、公布招生章程为形式，规范、承诺招生行为。考试制度及其专业机构的改革是我国高考改革长期关注的重点，并已取得显著成效，但招生制度及高等学校招生主体性地位是我国高考改革的薄弱项，也是“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难点所在。招生制度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中，常因我国高等学校有限的招生自主权而较少被关注。对招生及高等学校招生主体性地位开展研究，是探索我国高等学校招生自主权的前提，也是高考综合改革的重要课题。高等学校招生及其改革的相关研究可归纳为以下五类。 一是关于高等学校招生的理论探讨。包括招生价值导向问题(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招考制度[1]、维护招生公平[2]、与高中教育衔接[3]、招生的精准选拔[4])，招生主体的相关问题(高等学校在招生中的主体性地位[5]、高等学校招生能力建设[6]、招生与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的关系[7])，高等学校招生的合法性问题(高等学校招生自主权[8]、加分政策的法律规制[9])等。 二是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实践研究。包括招生配额(高考分省定额的形成与调整[10]、高等教育公平价值导向下的招生配额[11])，招生依据(高等教育入学渠道与录取依据的单一性[12]、清华大学钱学森班招生测评体系的科学构建[13])，招生程序(专家组面试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14]、综合素质档案在高等学校招生中的“初筛”[15])，招生模式(专业导向的招生变革对学生选择、高中课改、高等学校专业建设的影响[16])等。 三是关于招生录取技术改革及其成效的研究。如信息技术对招考公平的促进[17]，知分报志愿、平行志愿为高等学校带来的机遇与挑战[18]。 四是对自主选拔录取、综合评价录取、高等学校专项计划等特殊类招生方式的成效与问题的研判。如自主招生在人才选拔方面的积极作用[19]，综合评价录取实践中的困境与出路[20]。 五是对域外高等学校招生经验的审思与借鉴。如美国精英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背景考察、个体化审阅、集体化审阅，[21]牛津大学基于卓越的公平的招生理念，[22]韩国招生审定官制度[23]等。 总体来看，研究对高等学校招生及其改革的探讨呈现出由少至多、由浅至深的变化，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但成果多聚焦招生技术、较少关注招生依据，多聚焦具体问题、较少反思整体规律，多偏重特殊类招生、较少关注普通类招生，多着眼高考综合改革、较少思考发展历程。事实上，招生改革研究应以高考改革全局观[24]这一方法论为指导，即在认清主要矛盾的前提下，系统、辩证地看待问题，以突出招生改革的中国问题、开辟招生改革的中国道路。本文将招生录取发展作为高等学校招生改革的主要研究论题，以中国高等学校录取依据的变迁为研究起点，探讨“招考相对分离”导向下高等学校招生改革的路径。 二、历史变迁：高等学校招生依据的更迭革新 招生依据抑或招生所倚重的标准是决定招生样态的核心要素，对选才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总体来说，高等学校招生的决定性因素经历了“政治标准”“分数至上”到“多元指标”的变革，呈现出从“国家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变。 (一)“政治标准”：凸显国家主义教育观，工具论色彩浓厚 对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而言，1949年至1976年是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百废待兴的社会现实与精英化的高等教育，在客观上推动了政府和社会各行各业对人才的渴望。这也使我国高等教育在发轫之初，便肩负社会重任。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依据具有浓厚的工具论色彩，基本逻辑在于“什么标准能够为国家建设选拔有用之才”。 第一，基于政治考量为国家服务，是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根本宗旨。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以“保证政治质量”[25]为基本前提，以“为新民主主义事业服务”[26]、“为人民服务”[27]为最终目的。显然，国家主义的招生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顶层设计以国家稳定、社会发展、人民幸福为依归而作出的价值选择。这一决策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奠定了我国高等教育有序发展的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