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阶段的人才培养与中小学存在本质区别。其一，高等教育是多投入、多产出的复杂过程，与中小学生以继续升学为主要诉求不同，大学生在毕业之后面临读研、出国或就业等诸多选择。其二，相对中小学“全班一张课表”的学习模式，本科阶段的培养在个性差异上更为突出，几乎找不到两张完全一样的大学生选课计划与时间安排。其三，大学生身心较为成熟。中小学生需要老师与家长的较多指导与监护，而大学阶段强调的是学生作为独立个体的自主学习。[1]其四，大学生汲取知识、提升能力以及体验社会的渠道比中小学生更为丰富。除了传统的课堂学习之外，大学生在课外参与的科研、社团、兼职、海外交流等活动都对其成长发展产生影响。本科人才培养过程的优化需要充分考虑到出口多元、个性差异、自主学习以及渠道丰富这四个特征。在校期间的各种课内外资源能否满足不同学生的需要？学生是否根据自己毕业之后的预期目标有针对性地选择参与各项活动？其参与行为是否存在显著的性别、年级或学科差异？在深化本科教育教学全面改革的背景下对上述问题进行调研，既有进一步探索本科人才培养规律的理论意义，也在现实层面上有助于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让“学生忙起来”并且“效果实起来”。[2]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大学生在校期间参与的课内外活动数以百计。各项活动对其学业表现、综合能力、人格素养等产生的效果存在差异，从中甄别出对不同学生群体的成长发展有显著正向作用的教育实践活动，这是优化本科培养过程并提升培养质量的关键所在。围绕这一目标开展的大规模调研可追溯到美国学院与大学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 & University，简称AACU)对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的展望，具体探索分为Greater Expectations(2000-2006)与LEAP(2006-2016)两个阶段。第二阶段的标志性成果即乔治·库(George Kuh)于2008年提出的“高影响力活动(High-Impact Educational Practices，以下简称HIPS)”这一概念。高影响力活动的诞生基于三个重要条件：国家层面上对本科教育质量的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管理者与研究者的共同参与；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采集数据来检验各项活动的效果。高影响力活动可被视为“有效实践”(Effective Practices)的升级版或浓缩精华。引用库的原话，如果大学只能集中资源提供有限的支持或者学生只能集中精力参与有限的活动，那么他建议从十项高影响力活动里至少选择两项：一项活动是面向大一新生的研讨课或学习团体，另一项活动则需要与学生的专业方向契合。[3] 库的十项高影响力活动包括新生研讨课、写作强化课程、合作性任务、服务性学习等。国内外学者的后续研究都沿用这一研究思路，他们建议的高影响力活动在五到九项之间(详见表1)。[4][5][6][7][8][9][10]在学术科研方面最常见的高影响力活动是跟着教师做研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美国学者对该项活动的准确表述是“本科生科研(Undergraduate Research)”，国内学者则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即参与教师的课题或项目、参与各种学术竞赛以及向学术期刊或会议投稿。在学习拓展方面最普遍出现的高影响力活动是海外交流。以库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特点之一是强调学生参与同一门课或同一栋宿舍楼里的学习团体(Learning Communities)，这是由于其关注年龄在24岁以上或从社区学校转入的非传统大学生对校园生活的融入。此类大龄转学生在国内高校并不常见。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志愿活动与实习兼职都是国内外研究中频繁出现的高影响力活动。其区别在于国外学者用“服务型学习”(Service Learning)来强调志愿活动的教育目的，即学生能用到一定的课上知识、获得教师的指导并进行反思，而非纯自发的行为。而国内学者倾向于从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或田野调查等角度对此类活动再加以细分。总之，高影响力活动扎根于高等教育的土壤中，与大学肩负的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这三大核心功能密不可分，并且折射出不同国家高教系统(或者不同类型高校)面临的独特挑战与重要使命。 根据深度学习、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以及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理论，库围绕学生投入对高影响力活动的本质特征归纳如下：1)学生日常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2)学生需要在课外与教师或同学进行实质性的互动；3)学生接触到不同背景的人；4)学生频繁得到关于其个人表现的反馈；5)学生有机会在校内外不同场景下运用自己学到的知识。[11]普渡大学与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也基于各自实践对高影响力活动的特征进行提炼：前者简称为RISE(即科研、国际化、服务型学习以及体验式学习)；后者缩写为REACH(科研、体验、主动学习、社区以及人类探索)。[12]有国内学者指出上述特征停留在经验层面的概括总结，并从建构主义以及人本主义出发对高影响力活动的理论内涵与影响机制进行探索。他们发现高影响力活动增强学习目的性与主动性的两条主要渠道是提高学生的学术自我效能以及明确学生的职业发展方向。[13]尽管其研究并未提供实证依据来验证上述渠道的确存在，但对揭示大学生参与高影响力活动的意愿以及行为背后复杂的驱动机制提供了一种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