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华诞之年。从70年前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发展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擘画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伟大历程，始终离不开高等教育在其中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尽管高等教育强国的概念进入21世纪才正式提出，但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观念却一直扎根于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最深处。70年来，中国共产党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构成要件、推动力量、实现途径的战略位置，积极探索、整体谋划。高等教育强国建设70年的历史图示也演绎并勾勒出新中国70年由贫到富、由弱到强的历史线索，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生动注脚。 一、调整与探索——奠定基础(1949-1978年)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历史性地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轨迹、模式和环境。中国共产党按照新成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组织结构模式、意识形态建构方式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求，对高校进行接管、接办、接收，实施有效改造，并积极探索新中国高等教育办学模式，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服务，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培养人才服务。 1.赋予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发展的全新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高等教育处境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人民政权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密不可分。在国际上，中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孤立和打压，在国内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人口大国，如何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国家富强目标，探索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建设发展，便成为党和政府实现国家目标的重要途径。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这一具有宪法意义的纲领率先提出了以“富强”为国家奋斗的最宏伟目标之一。同时，共同纲领还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加强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1949年底和1950年6月，新中国先后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目标在于强调，高等教育必须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的需要，而首先要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1]。1956年，周恩来同志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指出，“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首先是工业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同时认为高等教育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基础[2]。1957年，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3]1958年8月，毛泽东同志视察天津大学时作出三点指示的第一点，就是“抓住党委领导”。共同纲领、指示和相关会议中党的领导、政治教育、革命工作、工业技术、技术教育、科学研究、国家建设等关键范畴，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等教育建设发展确立了方向并赋予了高等教育强国富民的重大目标使命。 2.实施院系调整，探索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从1949年到1952年，新中国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即抗美援朝初步告捷，土地革命基本完成，国民经济逐步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新的形势衍生出新的任务和目标。195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思想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核心内容之一。1951年10月，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思想改造首先得改造各知识分子的思想，使我国彻底的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是我国在各方面的重要条件之一[4]49。为进一步加强对高等学校的改造，强化对高等学校的政治管理、革命教育，也为国家加快实现工业化目标培养急需的各类人才，中央政府在1952年下半年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其基本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5]。1953年和1955-1957年间，全国院系又进一步补充调整。院系调整中，以地质、矿业、钢铁、石油、航空、农业、林业、医学等行业为基础成立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高等院校，不仅仅架构起新中国高等教育基本格局，同时通过一定程度优质资源的整合重组，客观上直接扩大了高等教育资源，为新中国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在此期间，《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专科学校暂行规程》《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等规章制度陆续颁布，为院系调整提供了制度保障。经过50年代三次院系调整，我国高等教育基本改善了宏观架构，实现了发展工科和师范院校、加强综合性大学的目的，是将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工业化人才库进行量身打造的一次系统变革。同时，高等教育的结构、专业、师资、课程被彻底改造，高等教育的设置基本适应了国家工业化发展对专门人才的需求。这一次大调整在从根本上摧毁旧的高等教育体制、秩序和结构的同时，也从根基上动摇了旧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事理、轻实用技艺教育理念，为社会主义中国高等教育及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后，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国家富强实施的一次重大国家战略。 3.探索推进重点大学建设，巩固高等教育初期成效。为适应国家工业化发展总目标和优先发展经济的目标需求，高等教育部于1954年制定了《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提出重点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高质量人才和帮助其他学校培养师资等，并指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大学为全国性的重点高校[6]。此后，国家先后于1959年、1960年、1963年分3次合计确立了68所大学为全国重点高校。这一时期重点高校的行政指令色彩与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的中心任务面临的形势与环境密切关联。时任副总理李富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优先发展重工业[7]。按照西方国家重工业发展的历史和逻辑来看，重工业的发展过程应该是一个资本长期积累的过程。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快速发展国家重工业，短期内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基本途径即是通过政府行政指令和计划的方式，降低重工业发展的原材料、人力等资源成本，以替代资本积累。因此，通过行政命令方式指定重点高校培养国家急需的专门人才，成为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家工业化的重要一环。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得益于高等学校建设发展过程中汇聚和培养的一大批专家学者的努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防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