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19)06-0118-17 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缔结至今，国家安全始终是国际政治的核心内容，在西半球亦然。美国和拉美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关系。以“边缘地带论”闻名的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olas Spykman)认为，美国能腾出力量应对“新世界以外的活动”，最终奠定超级大国地位，并且能够影响东半球的权力平衡，都得益于其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将拉美视为自家“后院”和安全屏障，安全利益是美国在制定对拉美政策时优先考虑的要素。因此，美国对拉美的安全治理模式是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美拉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美国学者埃文·埃利斯(Evan Ellis)认为，在安全领域美拉之间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关系，为确保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美国应在分析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安全环境的基础上，加强政策的体系化设计，加强拉美地区制度和规则建设，有效回应地区内个别国家崛起可能带来的潜在危险，塑造西半球的多边机制和规则，防范域外国家的进入。①欧洲拉美历史学家协会主席斯特凡·林克(Stefan Rinke)在其专著《拉美与美国：殖民时期至今的历史纠葛》中，以殖民时期至21世纪初美拉政治和安全关系的历史演进为主线，分析论证美拉之间是否为帝国结构，认为在特定历史阶段存在美国对拉美的帝国主义。②威尔逊·伍德罗中心研究员、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研究员贝尼特斯(Raúl Benítez Manaut)及其合作者提出，美国在西半球的安全治理模式主要为合作安全。通过安全合作成效对比，他认为美国与加拿大的合作安全模式较为成功，但美拉合作安全模式面对较为复杂的挑战，包括安全威胁主体的多元化，安全威胁的种类有次区域的差异性，安全合作形式的选择，安全、防务和情报等工作日益非军事化等问题。美国带有较强霸权色彩的西半球安全政策没有得到所有拉美国家的认同。③阿根廷学者卡洛斯·埃斯库德(Carlos Escudé)从外围现实主义视角分析了美拉政治和安全关系，他从国际秩序认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强者为其所能，弱者受其所难”之说也适用于西半球，在美洲地区存在霸权秩序，有规则制定者、遵守者、挑战者。美国依据其无可争辩的实力无疑是规则制定者，当然在其需要时也可以是规则破坏者；其他拉美国家则分为规则遵守者和挑战者，并以阿根廷和墨西哥为例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作为规则挑战者的阿根廷也不得不和墨西哥一样成为服从美国的规则遵守者。④建构主义学者认为，美国和拉美之间的安全互动关系可以看作主导性国家和从属国家的关系，可用公共选择和现实主义理论给出最好的解释。⑤中国学者徐世澄研究员在著作《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战后美国对拉美的干涉》中，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视角，通过总结梳理美国干涉拉美的十种形式和大量客观史实，论述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干涉主义和霸权地位。谢文泽研究员提出了美拉关系的“两圈模式”，将“国家防卫安全圈”和“经济利益安全圈”作为考察美国国家防卫战略和全球战略的研究框架，对“两圈战略”的架构、机制和特点进行了阐述，概括了拉美国家在美国“两圈战略”中的地位和美国在拉美面临的安全挑战，认为美国会继续利用“两圈战略”的相互作用维持对拉美的统治权。⑥ 通过对前人理论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美国对拉美安全治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目标的终极性，不仅要领导美洲，还要独霸美洲；二是思维的对立性，对域外国家持零和博弈思维，坚决排斥外部势力介入拉美，同时对域内叛逆国家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打压，逼其就范；三是策略的灵活性，一切以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为上，道义根据需要掌握，即义利可变；四是手段的务实性，既依靠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又辅之以文化、教育、宗教等手段；五是制度的完整性，从泛美体系到集体安全机制，从泛美会议到美洲国家组织，逐步建立和完善模式所需的制度和机构。 中外学者在研究美拉安全关系时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国家关系结构、安全观念、合作机制、实力等要素，但研究框架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以安全观、实力和制度为主要因素提出清晰模式的研究相对较少。在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安全观、实力和制度三个维度入手，分析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安全治理的模式，即基于相同或相似安全观，以总体实力和制度为工具的单极霸权模式，厘清这种模式得以形成的历史过程和主要因素，为研究美拉安全关系提供一种研究框架选择。 一、美国对拉美安全治理模式的安全观维度分析 美国对拉美安全治理受其安全观的影响很深，安全观是考察其治理模式的重要维度。 从概念上说，安全观是国家对国际安全环境和自身安全状态的一种理性认识，对国家行为有强大的塑造能力。安全观的来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本国文化传统和哲学思想所形成的思维模式，在处理安全问题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对国际环境、地缘作用、与周边国家关系、自身地位、军事实力和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客观判断。⑦安全观的形成受价值观和哲学思想的影响，每个历史时期安全观具体内容会有所不同，但其基本逻辑会保持相对稳定。美国的安全观可简要概括为弱小时追求相对安全，强大后谋求绝对安全，其内在根源始于美国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美国的价值观一贯强调民主、自由、人权。追本溯源，最初来到北美的欧洲移民就是为了躲避欧洲的宗教迫害，寻求新教的宗教自由，追求在新大陆的发展自由。他们希望在荒芜的北美建立起一个新世界。托马斯·潘恩在美国诞生的阵痛期间大声疾呼：“自由在全球各处被驱逐。亚洲和非洲早就把它赶了出去。欧洲将它视作陌生人，英国对它下了逐客令。啊!接纳这逃亡者，及时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⑧因此，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都反复强调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追求财富的自由。美国人将价值观视为构建安全和秩序的根基。亨利·基辛格在分析世界秩序和国家安全时认为，“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只认自己实力的实体更有可能带来冲突，而不是秩序。”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