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越南战争是继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在东亚地区遭遇的第二次严重失利。如果说卷入朝鲜战争是美国决策者的一次战略失误的话，那么卷入越南战争可以说一次重大战略失误。首先，卷入越战让美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未能赢得战争胜利。基辛格认为，美国“卷入了一场我们既不知道如何取胜、也不知道如何结束的战争”。①美国从1962年开始逐步扩大越南战争，到1973年宣布停战，整整十年。到1973年3月美军全部撤出越南为止，美国共向越南派遣了120万军队，其中死亡58022人，伤150303人，美军伤亡达到20余万，耗费2000亿美元。②越战进行期间，开小差或不服从命令的情况多得数以万计。战争每天花费五千万美元，占美国军费的四分之一。1968年战事急转直下，美国国内危机持续爆发，威胁到美国的社会基础，林登·约翰逊甚至退出了1968年的总统大选。③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冒着与盟国闹翻的危险，宣布暂停美元兑换黄金，征收百分之十的进口附加税，把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减少百分之十，甚至冻结物价和工资两个月。④美国在越战中的损失，无论是财力还是人力，都超过朝鲜战争；它使美国元气大伤，造成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从此经济进入“滞涨”阶段。 其次，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惨重付出和失败的结果，让它最大的竞争对手苏联收获了很大的利益。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国务卿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就意识到，不能让朝鲜半岛成为陷入与次要对手打“边缘战争”的场所。当得知中国参战后，艾奇逊告诫参谋长联席会议，“大麻烦在于，我们正在与错误的国家作战。我们正与次要梯队作战，而真正的敌人是苏联。”⑤然而，美国卷入越战，再次犯了同样的错误，使苏联成为受益者。苏联利用美国被越南战争拖住的十年，在军事实力上赶上了美国，使美国的核军备相对落后，并从1974年起进行了一系列扩张，形成苏攻美守的局面。此外，苏联还利用这场战争遏制了中国的影响，又加强了与北越的关系。⑥ 本文试图分析的问题是：在越南问题上，为什么美国决策者没有吸取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未能避免再次卷入“边缘战争”的错误？换言之，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决策者的战略冒进和战略失误？ 对美国的越战决策问题进行反思，不仅有助于从更深层面解释美国决策为何会出现叠加失误的原因，也可以为大国如何追求审慎的权利与明智的利益提供历史的借鉴。越战结束以来，关于美国为何不断加深越战原因的研究很多，其视角多从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推回”战略的自然延伸、两极对抗、战略资源全球分配、同盟信誉与权力声望、防止共产主义扩张引发的多米诺连锁反应等角度进行解释。⑦但问题在于，越战并非发生在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生产核心区、资源核心区或技术核心区，而是发生在国际体系生产、技术与资源的边缘地带。此外，即便控制了整个中南半岛，对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权力分配也难以起到根本性逆转的作用。因此，以前的研究成果只能解释为何美国会介入越战，却无法解释为何战争后期美国仍会不断追加战争投入。本文试图在这个问题上做进一步讨论，对美国的错误决策提供新的解释。 一、早期的战略谨慎 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到肯尼迪政府，再到约翰逊政府，美国决策层并不是从一场开始就坚决投入这场“边缘战争”的，而是在一步一步的误判中逐渐卷入其中的。早期阶段，决策层还是保持了战略谨慎的。尽管美国认为东南亚是美国的战略要地，但最初并没有决定直接介入越南问题。随着形势的变化，美国决策者形成了不同的判断，误判逐渐加深。 在早期阶段，美国决策层关于越南问题的设想主要归纳为下面几条原则：(1)以美国的其他世界利益来透视越南。在当时，柏林和古巴，而不是越南，是美国关注的焦点。美国在欧洲以及在西半球的利益更为优先。即使是在东南亚本身，老挝，而不是越南，才是核心关注。(2)避免卷入一场无限制的亚洲大陆战争。朝鲜战争之后，很多人害怕再次卷入一场亚洲大陆的战争，这成了当时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国内政治核心原则。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就强烈地告诫说，不要重复像朝鲜战争这种在亚洲大陆挑战中国的错误。⑧(3)把南越的“叛乱”基本上看成是一个越南问题，最好由越南人自己去解决。大多数美国决策者都对使用白种人士兵与亚洲人作战的效用产生了很大的怀疑。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指出：“我个人认为，这是一场越南人必须去战斗的战争……我不认为我们能够为他们接过那一战斗任务。不过我认为我们能够执行训练，我们能够提供建议和后勤支持。”⑨(4)通过使美国的支持程度和支持前景显得更多一些不确定性，从而提高对南越政府的压力，使其进行必要的改革，使南越军队可以更强有力地战斗。⑩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介入越南问题持谨慎态度。1952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美国在整个东南亚的战略目标是“防止该地区各国滑向共产主义轨道，援助它们抵御外来的和内在的共产主义威胁，从而强化自由世界的力量”。(11)艾森豪威尔政府定下了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基调，但不打算直接出兵援助，一方面是不愿背上殖民主义的黑锅而使美国失誉于世界，另一方面是由于受到朝鲜战争的牵制。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多位高层官员都表现出战略谨慎。艾奇逊国务卿认为，“我们不能再来一场朝鲜战争，我们不能在中南半岛投入地面部队”，“在中南半岛防御中南半岛，将徒劳无功，且是大错特错”。(12)陆军参谋长李奇微认为，如果要肃清越盟军队，美国需投入50-100万部队，“美国将不得不进行比朝鲜战争更广泛的动员，每月征兵十万人”，“这场战争也不会像在朝鲜半岛那样容易；在朝鲜半岛，韩国人在后方对于部队来说还是一项资产，在越南这场政治战争中，人民更可能是帮助越盟的”。李奇微还强调，“如果我们占领海南岛，中国人将全力以赴地越过边境，那么，不要多久，就不大可能仍然是小规模战争了”。(13)曾经担任美国驻印大使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预计“后果很危险，如果美国取代法国成为越南的殖民军，最终会像法国一样付出血的代价”。(14)就连麦克阿瑟将军也告诫肯尼迪总统，“亚洲问题永远也解决不好，就算派去100万美国步兵，依然会发现自己四面受敌，寡不敌众。”(15)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Arthur Radford)认为，美国把部队直接投入印度支那将严重分散有限的美国军事力量，越盟的主要军事供应来自印度支那之外，打击位于中国境内的这些供给基地或使之中立化，将大大缓解法国的军事危机。雷德福主张选择性地轰炸中国境内的军事目标，封锁中国海岸以及攻占海南岛。国家安全委员会也认为单纯防卫东南亚没有多大用处，美国部队应当指向危险的根源。(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