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9)06-0102-09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9.06.012 乡村公共文化作为乡村居民共享的文化符号系统，在村民价值观形成、社会态度养成、社会责任感塑造以及行为方式规范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乡村社会据此形成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必须以既有的物理空间为载体规范乡村居民的精神空间，但是在体制机制设计不到位的情况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就会出现社会内卷化问题。乡村文化空间的建构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举措，乡风文明、生活富裕和治理有效最终都要体现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状态上。乡村文化振兴为村民满足“求知、求乐、求富”的愿望搭建了文化平台，于是乡村文化振兴成了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专家学者从公共文化服务的产品供给、政策支持、设施建设、机制创新等多方面进行了讨论。有专家认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离不开公共场所、公共权威、公共事件和公共资源等基本要素[1]，四种要素的不同组合方式会繁衍出不同的文化形式，并助力扩展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多种形式的乡村文化中，地方戏特色鲜明，可以作为发展乡村文化的切入点，构建起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地方戏是乡村社会的重要文化仪典，也是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重要表达方式。研究认为，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村民生活的公共文化空间正在由传统经济时期的公共性、全民性、狂欢性样态转变为私人化、小众化和日常化样态，这种变化不利于更加完善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在经济分化背景下，乡村社会分层带来了公共文化呈现圈层发展，农村社区出现价值异化和底层闲暇个性化特征[2]，这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需求侧增添了发展动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村民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文化生活的空间，具有本土性、主动性、参与性、聚集性等特点[3]，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才能让乡村文化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地方戏种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过程中通过将民间礼俗嵌入地方戏曲，将乡村文化与村民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强化居民的参与热情，居民参与程度是衡量村民获得感和文化权益保障程度的重要测度指标[4]。广为村民喜欢的地方戏是大众化的文化资源，可以在乡村地区形成强大的文化磁场[5]。有些地方虽然出现了乡村文化凋敝的问题，但富有朝气的地方戏却日渐繁荣，这与其展演方式以及小众化、常态化的乡村欣赏氛围紧密相关，这可为乡村文化发展创造更加广泛的空间。地方曲艺戏种将文化内容与村民日常生活紧密整合在一起，使得乡村文化具有了肥厚的土壤。研究认为，乡村居民的准熟人社会、居民关系疏离化以及居民生存状态原子化等问题对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负面影响[6]，乡村文化发展空间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挤压。乡土社会是一个多元公共空间的集合体，除了地方戏外还有诸如神山、祭祀、锅庄、聚餐等多种乡村文化形式，其间通过善意讽刺、暗喻、揭短等方式揭露不良行为，在乡村发展过程中达到扬正气、抑邪气的作用[7]。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拓展需要从乡村治理的角度出发组建村民自治合作社群，将乡村文化的重心下沉到村一级组织进行乡村文化生活重构[8]。政府、村委会以及乡村的核心人物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9]。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存在总量短缺、结构失衡、供需错位、内容匮乏等问题[10]。诸多研究表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弱化正在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11]。因此，以乡村文化空间的建构为切入点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进行多向度考察，探索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摆脱困境的措施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历史变迁与文化空间建构的场域困境 (一)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历史变迁：从政府放权背景下的文化复活到新旧理念较量的纠缠 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是维系乡村正常发展秩序的基础，改革开放40年来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式微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该论题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过程中，国家干预、市场机制以及乡村精英三种力量相互交融，共同影响着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历史脉络中，政府力量逐渐退出，市场机制和乡村精英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进程中开始扮演主要角色。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认为，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群体中的个体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存在差异，在乡村场域内新的社会秩序还未建立起来时，既有的价值观念正在趋向碎片化以及既有场域内的人群正在趋向异质化的过程中，年轻一代因为新的价值体系仍未形成，从而不具可以效仿的楷模以及没有可以遵循的规则导致变得非常茫然，于是在新旧价值观念较量的过程中就会存在长时期的纠缠，乡村场域内文化空间建构的这种样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乡村公共文化的高质量发展[12]20-21。在时代变迁中，现代化通信手段在乡村场域的广泛应用逐渐溶解了传统经济模式下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随着新农村建设、“三农问题”解决以及乡村振兴等强农惠农政策的出台，政府力量的回归以及乡村精英力量不断增强，正在改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局面。在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改革开放之初的国家放权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乡村居民在支配休闲时间方面具有了更多自主权，这时期政府力量主导下的指向乡村的文化供给与乡村文化资源极度匮乏状态下乡村居民在文化消费方面的强烈需求高效对接，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拓展了乡村文化空间，激活了乡村文化氛围。但是随着城乡二元经济被打破、农村居民流动性增加以及乡村场域社会主体结构改变，乡村居民日益丰富的文化自主空间逐渐为碎片化了的私人空间所取代，乡村场域公共文化空间式微，趋于原子化的乡村居民群体开始被利益分解，乡村社会中构建文化共同体的发展目标遇到阻力，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被撕碎，传统经济状态下乡村居民基于地缘网络、趣缘网络、血缘网络而形成的对群体的情感依赖正在受到挑战，而这会严重影响乡村场域公共文化体系的建构，进而遏制村民间的社会关系建构和乡村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从历史角度考察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能够为拓展乡村公共空间的建构提供有力注解，并能够清晰地思考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从哪里来”“到了哪里”以及“到哪里去”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