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米歇尔·希尔姆斯(Michele Hilmes)发表她的评论文章《声音文化研究：真有这样一个领域？真有那么重要？》①之后的十年中，没有人可以否认声音吸引了许多学科学者们的想象力。除了出版大量有关声音和倾听的文章和书籍，还有源源不断的选集，如米歇尔·布鲁(Michael Bull)和莱斯·拜克(Les Back)的《听觉文化读本》(Auditory Culture Reader)、威特·厄尔曼(Veit Erlmann)的《倾听文化》(Hearing Cultures)、乔纳森·斯坦恩(Jonathan Sterne)的《声音研究读本》(Sound Studies Reader)、特雷弗·品池(Trevor Pinch)和凯瑞恩·比斯特沃涅(Karin Bijsterveld)的《牛津声音研究手册》(Oxford Handbook of Sound Studies)，以及劳特利奇出版的四卷本《声音研究》(Sound Studies)。②像所有选集一样，这些卷册描绘了经典文本，组织了话题，定义了中心问题，以及建立方法论，即使是仅仅通过例子。类似成果也包括《声音研究》这样的旗舰期刊的创立。回头看希尔姆斯这篇文章的标题，我不禁留意到两个有趣的特性。首先希尔姆斯标题中的“是”(is)表明，“声音文化研究”这个领域是否存在，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她的疑问与现在正在讨论的如下问题非常不同：“声音研究是一个领域，还是一个学科？”③这里的“是”(is)是作为一个系词，而非存在量词发挥作用。其次，“声音文化研究”这个短语并没有真正从口语中消失，但我们目前用来表示这个领域/学科的术语更时髦：“声音研究”和“听觉文化”。前者类似于美国研究或电影研究等学术学科。后者更接近于视觉文化，这一视觉文化领域是通过区别于艺术史的传统方法和对象，以及与人类学的亲和关系来界定的。“声音文化研究”(sound culture studies)这个短语可能比单独这两个词，更能描述在“声音研究”和“听觉文化”的旗帜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学术讨论中，“声音研究”和“听觉文化”经常同义地指示相同的作者、文本、个案研究和方法论。作为标签，人们可能会愚蠢地过度解读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像金星和磷火一样，“听觉文化”和“声音研究”可能确实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即使它们感觉不同。 然而，我想探讨这两个术语之间可能的区别。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探讨声音研究中一个通过关注声音的本体论，从而有别于听觉文化研究的学术领域。这片天地建立在吉尔·德勒兹的工作之上，以发展一种关于声音的哲学自然主义。声音研究中的“本体论转向”与人文学科所谓的“语言学转向”相对立，直接挑战了听觉文化、听觉技术和声音技术中介的相关研究，更青睐声音属性、身体和媒介的普遍话题。为了更详细地说明这些问题，我将关注克里斯朵夫·考克斯(Christoph Cox)、史蒂夫·古德曼(Steve Goodman)和格雷格·海恩格(Greg Hainge)这三位理论家的工作。这三位理论家都从本体论的角度发展了他们的声音理论，也明显都受到德勒兹或他的学生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的影响。海恩格在《噪音物质：迈向一种噪音本体论》(Noise Matters：Towards an Ontology of Noise)中，发展出了一套适用于跨媒介的噪音本体论理论；古德曼在《声波战争：声音、情感和恐惧的生态学》(Sonic Warfare：Sound，Affect，and the Ecology of Fear)一书中，发展了一套声波振动力本体论，关注振动的身体性和情感性力量；哲学家和艺术评论家考克斯，在他的众多文章和专著章节中发展了一种声音的物质本体论。 我的目的既不是鼓励也不是阻止使用“声音研究”或“听觉文化”的标签，而是挑战我认为恼人的和不可信的一系列论点。在讨论古德曼、考克斯和海恩格所共享的形而上学框架之后，我将考察古德曼关于振动的理论，尤其关注情感和认知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把考克斯和海恩格放在一起讨论，探究声音本体论与他们的艺术作品理论之间的关系。在上述所有情形中，我会关注那些“本体论转向”遭遇文化和价值问题的地方。 一、虚拟和实存 古德曼、考克斯和海恩格创造了独特的声音本体论，并共享了一个形而上学系统，即德勒兹对“虚拟”(virtual)和“实存”(actual)的二分法(dichotomy)。根据考克斯的说法，“实存”和“虚拟”指向的是“在自然流动中，经验个体与力量、权力和差异之间的区别，以及产生这种区别的强度”。④自然界力量是具有强度和差异的，它们不同于在这种力量基础上产生的对象。自然作为力量是永恒差异的，而从这些力量中产生出的对象，在现代哲学传统中具有广延实体(res extensa)稳固性和持久性的表象。“实存”是对那些表面上固着的、经验性东西的命名。“虚拟”是永恒的不同力量的混合体，它们把实存变为存在。如果说“实存”指的是可能(possibilia)实现的范围，那么“虚拟”就是纯粹可能性或纯粹潜力的领域。在《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一书中，德勒兹用“差异”和“多样性”来描述这种二分法(dichotomy)，他指出： 差异不是多样性。多样性是被给定的，而被给定物(所与)是被差异所给定的，被被定物被差异给定为多样性的(Diversity is given,but difference is that by which the given is given,that by which the given is given as diverse)。差异不是现象，但是无限接近现象……每一现象都指向一种不平等，又受到这一不平等的制约。⑤ (实存的)事物的多样性依赖于(虚拟的)差异，这正是自然的中心。德勒兹经常用类似康德的术语来描述实存与虚拟的二分法。然而正如考克斯指出的，这一“虚拟”不应与康德的可能性条件相混淆，因为德勒兹的“可能性条件并不像康德那样，是概念性或认知性的；它们是自然自身中完全物质的和内在的”⑥。 实存和虚拟的形而上学包含了有关文化和自然的一个特定观点。表象，或经验事物的“多样性”，“是物质密集的‘差异’的产物或表现，在物理、化学和生物物质的微观层面上运作，但在实存的、广泛事物层面上仍然是虚拟的、不明显的”。如果接受了这个前提，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差异并非源自语言、概念或文化，只是在表征和意义的层面下运作，这些差异存在于自然本身”。⑦考克斯很快从声言虚拟不是“文化起源”，转变为支持虚拟的运作“在表征和意义之下”。在这一话语中，类似“表征”和“意义”这两个与“实存”相一致的术语，并不是简单地指向康德意义上的感知或语言意义。相反，这些术语代表了各种解释学和阐释的承诺，比如文化研究、现象学、历史决定论和解构主义等。广义地说，“表征”指的是面对世界的各种人类中心的方式，是从康德的先验范畴到新康德主义的认知历史模式，从胡塞尔现象学的时代到存在于德里达表征限制中的延异。同样，“意义”不仅代表分析哲学的语言中心传统，也代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考克斯、海恩格和古德曼，在他们对虚拟和实存的形而上学的肯定中，共享了对“表征和意义”的批判。尽管他们的本体论项目各不相同，但他们向本体论的转变是为了智取(outwit)所谓的语言学转向，或用计击败认知、意识、人类中心主义、现象学或文化的特权。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