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纪念场所的“视觉修辞性” 人们常常通过建造纪念场所(memorials)来对历史进行社会性和集体性的解读。以博物馆、纪念碑、历史遗迹为代表的物质场所是建构和传承集体记忆的重要文化载体之一。对空间与记忆关系的重视，从古至今皆然。当代法国社会记忆研究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探讨了宫殿、咖啡馆、雕塑、教堂等场所在民族和国家建构中的作用，强调公共性的纪念场所作为“记忆的介质”(milieux de mémoire)对社会记忆的影响。他指出纪念性空间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回溯性功能，即让人们回溯历史，唤起人们的记忆；二是前瞻性功能，即通过纪念空间的营造，将历史事件与未来发展相互勾连，使人们通过参观纪念空间而获得历史认同，从而确定未来发展①。 与其他记忆载体相比，建筑的永久性和坚固形象在打造令人信服的集体记忆和认同方面有着莫大的优势。美国历史学家罗伊·罗森茨威格(Roy Rosenzweig)和大卫·泰伦(David Thelen)通过大规模的调查和访谈得出结论：“在探究历史时，相比其他信息来源，美国人更加信任历史博物馆和历史遗迹。”在他们设计的关于记忆载体信任度的10分制评分表中，纪念场所的平均得分为8.4分。相比之下，与亲历者对话的得分是7.8分，大学历史教授的得分为7.3分，影视节目的得分只有5.0②。因此，作为集体记忆的一种载体(确切地说，多种载体的综合)，纪念场所的构建对于理解记忆的形成和接受方式至关重要。尽管多种多样的新兴媒介不断出现，但空间，作为记忆最古老的一种媒介，却依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 人们为什么会给予纪念场所特别的信任，将其视为公正的历史记录者？首先，作为一种“时间偏向”的媒介，纪念场所往往给人一种永久性的印象，因为它似乎能将短暂易逝的时间锚定在一个不可移动的地方。空间的基本构成要素——石头、金属、水流——营造出一种感觉：真实的历史是触手可及的，并且永远触手可及③。其次，纪念场所还给人一种权威性的印象。它们地处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外形突出，体量巨大，需要投入相当多的金融和政治资本才得以完成，这些因素使得纪念场所具备了一种官方权威④。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纪念场所是修辞性的(rhetorical)，其建造者通过对视觉文本的策略性使用，以及视觉话语的策略性建构和生产，达到劝服、对话或沟通的目的⑤。索尼娅·福斯(Sonja K.Foss)指出，具有“视觉修辞性”的文本必须包含三个特征：一、“必须是象征性的”，二、“包含有人为的干预”，三、“以沟通的目的呈现给特定的观众”⑥。纪念场所作为一种空间文本无疑具备了这三个特征。 纪念场所的“视觉修辞性”源于集体记忆的修辞性。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尤其强调集体记忆的建构性，认为“往事”并非客观事实，而是在“往事”过后，由社会框架重新建构的⑦。既然集体记忆存在着一个修辞的维度，那么作为其载体的纪念场所也往往体现为一个修辞建构。要想理解记忆在公共记忆场所是如何形成的，就必须认真研究这些场所修辞运作的特殊性。索尼娅·福斯围绕美国越战纪念堂(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的视觉要素进行研究，指出建造者通过使用“暧昧多义”(ambiguity)的修辞策略，以满足不同立场参观者(参战者/反战者)的不同诉求⑧。福斯是最早针对纪念场所展开视觉修辞研究的学者之一，之后越来越多从事集体记忆或修辞学研究的学者从视觉修辞的角度出发，对博物馆、纪念馆、纪念碑、墓地等公共记忆空间文本展开分析。这些研究大都聚焦于在纪念场所的视觉修辞中，空间的图景与视觉设计如何与特定的空间使命联系在一起；除了分析空间中的视觉元素与空间的关系之外，还探讨了空间与主体的互动如何深化其社会意义。 空间文本的形态是极其丰富的。近年来，针对体验性的视觉对象，如公园、游乐园、超市、购物中心、家居店的视觉修辞研究不断出现，极大地拓展了视觉修辞的文本范畴。然而，我们不应忽略不同空间文本内在的差异，公共记忆空间与消费娱乐空间的功能、意义、价值皆不同。相比其他空间文本，记忆之所的特殊性体现在哪里？针对这些特殊性，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研究方法来展开视觉修辞的分析？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特殊纪念场所的视觉修辞分析 (一)记忆之所的特殊性 纪念场所本身亦有历史，也就是说，它们不只代表过往，也积累了自己的过往。纪念场所的“生产”并非一次性的，而是一个不断进展的过程。从纪念场所建成伊始到我们在此展开实践活动的当下之间可能存在漫长的时间、诸多的变化。因此关于纪念场所的修辞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最初建造的时候，还必须关注从建造到当下之间种种干预性的使用[uses]、部署[deployments]、传播[circulations]和重新表述[re-articulations]⑨。 要真正理解纪念场所，必须把握它的双重历史性。尽管从外表看上去纪念景观代表了某种历史的共识和稳定性，但它其实是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的产物。人们倾向于认为纪念景观向所有观看者传达出一个明确的历史信息，可这个看似明确的信息往往是各种冲突角逐后的结果。“竞技场”(arena)这一隐喻或许更能揭示出纪念场所的本质——关于纪念场所代表的历史，充满了政治斗争与论辩⑩。诚如大卫·布莱特(David W.Blight)所言：“历史记忆，并不仅仅是一个随着时光流逝而改变的实体，它是不同版本的历史之间争斗的奖品，是一个意志、权力和说服力的问题。”(11)记忆政治的核心在于，谁对历史的看法和叙述方式能够占据主导地位。为此，纪念场所也就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展开论辩与协商的空间——纪念什么，忽略什么，向公众展示什么版本的历史，是纪念景观的视觉修辞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比如辛西娅·杜凯特·史密斯(Cynthia Duquette Smith)和特雷莎·伯格曼(Teresa Bergman)关于恶魔岛(Alcatraz)的修辞研究就展示出同一个地点是如何体现和否认冲突记忆的。现为纪念景观的恶魔岛曾是美国最著名的监狱所在地，关押过许多重刑犯。在20世纪70年代，它又被印第安人占领，作为发展民族自觉运动的政治据点。恶魔岛视觉修辞的目的就是强调参观者对于监狱生活的体验，从而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印第安人的抗议活动上转移开来(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