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9)12-0047-08 “后人类主义”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2017年，世界围棋史上最年轻的五冠王柯洁面对AlphaGo遭遇“三连杀”；2018年11月26日，中国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的实验室诞生了两位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这两个事件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或许，这是人类社会走向“后人类”的标志性事件。诸多迹象已然表明，后人类主义已经不仅仅是一场现代技术发展的变革，而且可能引发人文社会科学的一次革命，至少人文社会科学与现代技术发展的复杂关系将获得更为深刻的理解与阐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后人类”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一系列启发性成果，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的《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凯瑟琳·海勒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雪莉·特尔克的《屏幕上的生活：互联网时代的身份》、罗伯特·皮博瑞尔的《后人类境况》、阿尔科尔·罗姗娜·斯通的《机械主义时代末期的欲望与技术之战》、唐娜·哈洛维的《赛博格宣言：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罗德尼·布鲁克斯的《没有表征的智力：人造智能》、朱迪·哈伯斯塔姆与艾拉·利文斯顿合著的《后人类身体》、奈尔·白德明顿编著的《后人类主义》、凯瑟琳·亚当斯和琳恩·汤普森的《探索后人类世界：与数字对象对话》、罗西·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等等。这一系列成果集中地讨论了后人类主义中现代技术的发展与表征问题，人类与现代技术高度发展的关系问题，人类的生存境况、人的主体性问题、生命治理形式、乌托邦以及人文科学的发展与现代技术的关系命题，在这一框架中获得了重新阐释的契机。后人类主义理论也逐渐进入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术视野并引起热烈讨论。对西方后人类主义主要理论家重要著述的译介与理论阐释，表明当前大陆学界已经意识到后人类主义理论的导入有可能开启人文科学研究的新视域——人文科学与后人类主义理论的结合或将成为一个重要议题。要开掘后人类主义这一理论富矿，我认为首先有必要厘清三个重要问题：何为“后人类”？“后人类”与现代技术之间的关系为何？“后人类”对当代人文科学带来了哪些影响？ 一、后人类主义：一种新的学术范式 何为“后人类”？后人类是一个危言耸听的学术概念，抑或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后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人类遇到后人类，这种遭遇是更好还是更糟？后人类与反人类、非人类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后人类主义与人文主义又存在何种关联与区别？在后人类时代，我们的主体性如何，我们是否还能够认识我们自己？如果后人类的智能机器并不与人类争夺水源、粮食和能源这些人类重要的生存资源，那么，人类恐惧什么？后人类时代技术当道，人类的生命治理形式将发生怎样变化？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与回答，是探索后人类理论的知识场域及其价值无法绕过的重要问题。后人类主义并非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上它都并非界限分明，犹如“后现代主义”之命名，后人类主义之“后”，既非意味着时间上的先后，也不意味着彻底的否定与对立；而“主义”的后缀，也并不意味着它具有本质化的涵义。事实上，后人类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凸显了“对话关系”：一方面，后人类主义挑战了人文主义预设的一系列先决条件，形成了对人文主义的解构和反思；另一方面，后人类主义也包含着某种形态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一种新的思想范式。① 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在他享誉盛名的《作为行动者的普罗米修斯：走向后人类文化》一文中先见之明地预言了“后人类”的到来，明确提出了“后人类主义”(posthunaism)这一概念：“现今后人类一词的定义尚存在较多歧义，毕竟‘后人类’尚属新词，大抵而言，我们可以将‘后人类’视为人类自我厌弃的一种新口号。然而，后人类主义却具有相当的潜力，必将影响当代文化且可能由一时之风尚发展成为久远的潮流……我们必须明白，人类形态——包括人类的愿望及其各种外部表现——可能正在发生剧变，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当人类主义进行自我转化，成为某种我们只能无助地称之为‘后人类主义’的新事物时，我们就必须理解500年的人类主义历史可能要寿终正寝了，而只怕必须见证此种人类主义转化为后人类主义的必然到来。”②在哈桑看来，“后人类”已不只是一时的时尚，而是掀开了历史崭新的一页，它开创一种新的历史潮流。这样的观念陆续得到其他学者的声援与推进，凯瑟琳·海勒就将“后人类”视为是资讯之上观，是“人类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亦即人类成为接近人工智能的资讯处理实体。雪莉·特尔克、朱迪·哈伯斯塔姆、亚瑟·克罗克、罗西·布拉伊多蒂等研究者也在不同程度上指出：后人类时代已经降临。凯瑟琳·海勒甚至乐观地认为，美国百分之十的人口已经算是赛博格(Cyborg)③。显然，海勒的这一看法对“后人类”报以了极高的期待，甚或是一种乌托邦的美梦。 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一书中，海勒更为详尽地阐述了她对“后人类”的理解：“首先，后人类的观点看重(信息化)的数据形式，轻视(物质性的)事实例证。因此，由生物基质形成的具体形象就被视为历史的偶然而非生命的必然；其次，后人类的观点认为，意识/观念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就像一个不断发展升迁的新贵，试图把一个次要的节目夸大为整个演出。而在笛卡尔认为自我是思考的心灵之前，漫长的西方传统都把意识/观念当人格(人类身份)的中心。再次，后人类的观点认为，人的身体原来都是我们要学会操控的假体，因此，利用另外的假体来扩展或代替身体就变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早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开始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后人类的观点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安排和塑造人类，以便能够与智能机器严丝合缝地链接起来。在后人类看来，身体性存在与计算机仿真之间、人机关系结构与生物组织之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或者绝对的界限。”④显然，后人类社会中，我们的命运与智能机器休戚相关。尽管她所强调的是后人类的人机关系，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后人类主义已拓展了多元越界的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