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传统的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物质文化、观念文化等传统二元对立体系来分析研究网络亚文化无疑会落入经验论的窠臼，难以洞察这种新型文化的内在本质。换一种视角，或许能找到打开问题之门的钥匙。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文化成为各学科聚焦的重要领域。文化定义的纷争，使得至今也无法得到一个精确的定义。西方社会学者试图通过区分不同的价值体系来划分文化类型，这种尝试在新媒体时代有一定现实意义。美国社会学者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认为，现代文化只与趣味有关，不一定“承载”什么价值规范。他认为现实中存在着“趣味文化”，它的功能在于为生活提供娱乐、信息并美化生活、表达趣味和审美的价值和标准[1]。他的方法使作为复杂整体的文化趣味的理论化成为可能。甘斯的文化定义方法预示了在社会学家当中，用特定意义和“符号表达”的术语来定义文化的趋势正在形成。依据这一文化定义，甘斯提出了“趣味公众”(taste publics)这一概念，他认为，对价值和趣味文化内容做出相似选择的特定趣味文化的使用者，可以被描述为个体趣味文化的公众，即趣味公众。这些公众不是组织起来的，而是非组织化地聚集起来的。需要指出的是甘斯强调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区别。假使我们不在文化趣味和趣味公众之间做出区分，我们就不会理解文化是如何运作的。这是由于趣味文化与趣味公众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同样的文化可以被不同的公众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使用[2]。 网络亚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建立在传播主体趣味交往实践基础上的文化形式，那么，它的趣味认同过程和路径是怎样的？趣味公众是怎样形成的？对此问题的探究有利于文化的引导和网络空间的深度治理。 一、作为“趣味文化”的网络亚文化 趣味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共同感概念，17、18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将其改造成为一个美学概念。康德认为，“‘趣味’是普遍有效的方式判断和选择的能力”，人们做出美学判断是基于自己的主观感受，但他同时指出“决定判断的基础也许在于超感觉的人性底层”，即存在人性的普遍性。在康德的解析中，趣味判断一方面保持了个体性和经验性，同时还获得了普遍的必然性，这是康德美学结合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创造性地建构起来的现代美学成果。康德把趣味的判断作为一种能够调节主观和客观经验、协调知识和道德判断的能力，在他看来，趣味“合目的性而无任何目的”，它具有“主观的”“共同有效性”[3]，建立在人们共同“评判机能”即“共同感”基础上[3]。基于此，他提出了著名的“趣味的二律背反”命题，认为，趣味既是主观的，具有个体特征，又是客观的，存在社会性标准[4]。可以说康德的趣味判断主要是源自人类先验综合判断的思维范式。芬兰学者格罗瑙把康德的思想应用于社会学领域，提出了“趣味社会学”的概念，并以此为视角考察了趣味与时尚关系中个性与共性的复杂关系。他指出：“现代时尚模式是解决二律背反的主要的同时也是最典型的社会结构之一。”趣味的个性化和普遍化的不断转换，进而会形成创新与模仿不断互动循环的过程[5]。布尔迪厄从社会学角度对趣味的生成做了深入的研究，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一书中，布尔迪厄批判了传统学院派美学把趣味看作是个人审美眼光和审美能力的差别的观点，认为该观点忽视了趣味的社会生成过程。一个人的文化趣味与家庭出身、资本、学校教育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造成了社会主体分层，不同阶层拥有各自不同的趣味空间[6]。 社交网络时代，文化形态与上世纪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审美现代性的式微，那种沿着传统文化轨道行走的文化实践渐渐发生转型。新型文化趣味的生成超越了布尔迪厄传统阶层趣味的“区分”模式，传媒技术变革带来了文化的转型，尤其是技术的赋能、赋权，将网络文化趣味带入一种全新的模式，促成了文化的小众化。文化多样性建立在趣味的分野之上，而网络亚文化正是按照趣味建立起了“趣味共同体”。技术的赋能、赋权改变了文化趣味的分层模式。 当前的网络亚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趣味文化？这里有必要首先对亚文化的历史做一个简单的描述。亚文化最早出现在16世纪英国“圈地运动”之后，大批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形成了当时城市中引人注目的“流浪者群体”，这一特殊群体形成了与城市精英文化格格不入的行为方式和语言系统，即流浪者亚文化，例如，俚语、黑话、行话等，这些是亚文化的早期形态，可以看出，反主流的行为和语言方式是早期亚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19世纪移民潮也形成了美国特色的移民亚文化，尤其突出的是越轨和犯罪亚文化。帮派冲突、比狠斗恶、街角闲逛、无事生非等等构成这种亚文化的主要内容。早期这些亚文化的趣味特征其实并不明显，到了20世纪50年代“仪式抵抗”的青年亚文化才显露出些许趣味的特征来，嬉皮士、摩登族、雷鬼乐、朋克等这些已初步体现出趣味倾向，可以说是当时特征鲜明的青年亚文化。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嘻哈(Hip-hop)文化在美国兴起，Rap、街舞、涂鸦、DJ等成为时尚，黑人青年的表现形式、黑人英语以及带有一点玩世不恭的“政治说唱”“帮派说唱”等等，这些渐渐形成嘻哈文化的“趣味”。其中隐含着对黑人遭受的各种不公正待遇的不满和愤怒，而诵唱、和声应答、合唱、互动等松松垮垮的形式，正是美国青年所追捧的，因此，趣味认同也就容易实现了。作为一种典型的亚文化，嘻哈文化表现出与主流文化分庭抗礼的姿态。从生产过程看，它大多继承非洲音乐文化传统，并借助电子音乐技术形成独特的节奏韵律。从接受角度看，美国社会中无论白人还是黑人青年都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嘻哈说唱迎合了他们的精神需求，成了他们发泄情绪的出口，因此美国青年成为嘻哈文化的忠实粉丝。同时，青年人的广泛参与，使得这种文化的风格更加突出，活力无穷。青少年趣味逐渐成为青少年文化建构的根本，可以说，没有趣味就没有这种文化内核，没有趣味就没有这种亚文化的魅力和价值。青年人由此也成为亚文化历史上最早的趣味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