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方文学史上，从来不缺乏各种形态的乌托邦叙事。露丝·列维塔考察关于乌托邦的各种定义后总结说：“乌托邦表达而且探索人们心中所向往的。”“乌托邦关键的因素不是希望，而是意愿——有更好生存方式的意愿。”①从这种较为宽泛的论断来看，乌托邦观念意味着憧憬超乎现实的另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无论人类处在怎样的生存状况，这种“有更好生存方式的意愿”在任何社会中都理应存在，因此，乌托邦意愿必然无所不在。 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圣经》中的伊甸园是乌托邦的思想根源。文艺复兴后，摆脱禁锢的文学家们思想得到极大解放，托马斯·莫尔等人创造出一系列充满乌托邦构想的文学作品，如培根的《新大西洋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等，这些作品形成了所谓的“乌托邦文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都是对莫尔的模仿，幻想和描绘或过去或未来或海外的某个理想社会，莫尔的《乌托邦》成为西方乌托邦文学叙事传统的典型代表。 与西方以托马斯·莫尔为代表的“乌托邦”文学传统相比较，中国的乌托邦文学叙事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中国的乌托邦书写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其显在的表现模式也更具东方特色。先秦时期许多思想家就提出过具有乌托邦意愿的社会构想：孔子曾设想一个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老子则想象了一个古朴而不乏情趣的小国寡民世界：“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八十章》)墨子则提出了一个有类于基督教的爱无差等的社会(《墨子·兼爱上》)。孔子、老子、墨子等人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正是中国乌托邦文学的思想根源。 与西方乌托邦文学不同的是，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乌托邦意愿以各种形态或隐或显的存在着，但从来没有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乌托邦文学作品。《诗经·魏风·硕鼠》虽没有对人类社会理想中的乐园构想做出细致的描绘，但表达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更深入地说，它表达了露丝·列维塔所谓“人们心中所向往的”，抑或“更好生存方式的意愿”。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具乌托邦色彩并具有一定描写规模的作品，无疑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陶渊明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人们可以安居乐业的世外桃源，这个世界满足了人们对理想乐土的想象，并充盈着乌托邦应有的世俗化特性。在作品中，陶渊明用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和“自成岁”的计时方式作为桃源的基本架构，在精神上吸纳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精髓，营构了一个静止完善且永不衰退的农耕社会状态。桃花源里不仅是一派“童儒纵行歌，斑白欢游诣”的喜乐祥和，而且对于外来闯入者——武陵渔人也是热情诚恳：“咸来问讯”。“便要还家，设酒杀鸡做食”。充满了浓浓的温情与善意，孔子以“仁”为本的思想衍生出的与人为善、讲信修睦的伦理道德秩序在此得到了彰显。②同时，桃花源中自然恬淡的生活环境与素朴美好的人间情感深受老子“小国寡民”理想的影响，充满了道家思想中清静无为、绝巧弃利、质朴自然的气息。 作为东晋时期产生的中国式乌托邦文学构想，桃花源为中国式古典乌托邦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文学模式与叙事原型，对后世思想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如沈从文所说：“唐朝以来，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几乎无人不知道一个‘桃花源’，把它当成一个洞天福地。……千百年来，读书人对于桃源的印象，都没有多大的改变。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国家的动乱，生活的艰苦，使得桃花源中平和安宁的生活为很多人接受。”③陶渊明开创并建构的中国古典乌托邦的叙事模式，经由北宋王禹偁的《海人国》、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等对其经典叙事意蕴的继承与拓展，使浸透了桃源色彩的中国式古典乌托邦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叙事序列。 现代思想在中国兴起之后，许多学者都注意到桃花源与西方乌托邦的相似之处，开始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甚至直接称桃花源为乌托邦，如梁启超称之为“东方的乌托邦”④，朱光潜以“纯朴的乌托邦”⑤谓之。对此，鲁枢元说：“如果将‘乌托邦’(Utopia)粗解为‘理想社会’，‘想象中的理想之国’，‘人所渴求的对象在现实世界中的空缺’，桃花源无疑也是这样一个乌托邦。”⑥可见，桃花源已成为一种典型的文学符号，以桃花源为叙事表征的文学作品也就成为中国式古典乌托邦文学序列之一。 近现代小说创作不乏对中国古典乌托邦的青睐，废名的“竹林”、沈从文的“湘西”边地等，都传达着作者对中国古典乌托邦的眷恋。近年来，中国古典乌托邦叙事依然得到文学家的钟爱，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等作品都表现出较为明显且独特的中国古典乌托邦风格。两位作家对中国式古典乌托邦保有非常的热情，对其在中国历史和当下的处境进行了多维度的思考与文学阐释，他们的作品不仅体现了中国式乌托邦在当下语境中的叙事风范，而且为我们全面深入地认知乌托邦这一思想类型提供了新的视野和维度。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讲述了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乌托邦精神的眷恋与执着。从清末到当下的一百年间，不同历史境遇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不同形式的乌托邦展开了荡气回肠的追求。但无论是陆侃的桃源梦、王观澄的花家舍桃源、陆秀米的大同理想(格非：《人面桃花》)，抑或谭功达的社会主义桃源(格非：《山河入梦》)，乌托邦样式虽看似品种繁多，但从根本上说都带有中国式古典乌托邦标签——浸透着古老的桃源色彩。正如有学者论之：“考诸‘江南三部曲’的基本语境，没有理由怀疑，它最核心的主题，正是古老的、有着超强传染性的桃源梦。”⑦的确，作品中的桃源梦犹如挥之不去的梦魇在这个家族中肆意蔓延，它滋生于一幅桃源图，随后催发了陆家老爷的桃源梦——风雨长廊、桃树满山；若干年后，陆家小姐秀米历经机缘巧合走上了革命道路，意图推翻清朝，建立大同，然而革命的乌托邦丝毫不能掩饰她对家族桃源梦的继承，大同理想的实践与父亲曾经的梦想、花家舍桃源的设计如出一辙。在接下来的《山河入梦》中，秀米的儿子谭功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为一县之长，他把外祖父的桃源梦援引到梅城建设中，意图实现“社会主义桃源”，古老的梦想再次与如火如荼的社会现实相撞，被时潮冲撞得头破血流后，谭功达在监牢里郁郁而终。在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春尽江南》中，桃源梦的继承者比他们前辈的行为要内敛、含蓄很多，他们是隐没于人群中的极微小人物，也不再把这一桃源执念寄托于对外物的改造——整齐划一的粉墙黛瓦或满城的灯火阑珊。谭功达的儿子谭端午在内心坚守一片纯粹的乐土，抱朴守静，与周遭的喧嚣、速度、浮泛、猥琐相隔绝，却逐渐把自己变成被时人鄙弃的失败者。在“江南三部曲”中，桃源梦一以贯之，从古典桃花源到大同社会直至社会主义桃花源，中国古典乌托邦经历了百年的洗炼，不论每个梦想的结局怎样，不论出于怎样的愿望和祈盼，其炮制者的热情丝毫不减，其执着的追求精神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