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9)12-0049-10 1945年8月，茅盾以轰动重庆的黄金提价泄密案为艺术原型，创作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戏剧艺术作品《清明前后》。剧作对民族资本家在抗战后期的艰难处境，进行了应时而较为生动的艺术营造，在当时获得了较大社会反响。1946年11月，《英文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ON“ROUND ABOUT CH‘INGMING”》(《谈〈清明前后〉》)的文章，文末颇耐人寻味：“The play was able to catch its audience because it was produced at a time when all people are clamouring for democracy.It is doubtful whether it can still command so much approval once the cause for the demand for democratization is gone and the excitement of the 'Gold Scandal' case is forgotten.”①或许正如评论者的担忧，这部剧作也因为艺术性或审美性匮乏而渐渐沉入文学史底层。 考诸茅盾创作历程，不难发现：如何恰当处理政治冲动与艺术表现的关系，一直是他创作中面临的一个难题。这部剧作恰恰因为在处理政治与艺术关系方面的成败得失，可以成为人们重新理解这个难题的有效窗口。尤其是从大纲到成稿、从文本修改角度乃至创作意图层面，考究《清明前后》创作的前前后后，或许能更为深入地理解该剧对社会政治事件进行艺术处理所面临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一、如何在创作心理定势中寻求突破？ 鉴于《清明前后》基本是对《大纲贰》的语词扩充，且故事情节变动很小，因此本文将考察重点放在《清明前后》和《大纲壹》(以下简称大纲)两个文本上，试图探讨：作者从立意到定稿过程中，剧作内容与艺术想象为何发生重大变动，尤其是作者为何最终未能修补与完善剧作的艺术缺陷？ 《清明前后》的大纲与成稿的最大不同，在于对主人公林永清(即甲)的塑造。尽管在修改前和修改后，主人公在戏剧结尾处都走上呼吁民主的道路；但由人物甲到林永清的形象塑造，茅盾并非只是进行简单的细节等层面调整，而是完全更换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从一个惜金重利、贪图享乐的资本家形象，转变为明显具有动摇性、矛盾性和幻想性的形象。这不能不令人浮想联翩：这是对《蚀》三部曲、《子夜》等小说中那些人物的艺术延续？历史呼应？还是意图再造与突破？ 在大纲中，茅盾这样描述甲：“工业家，织布厂，贿赂未送，官不提货，厂中发不出薪，开不出伙食，多方借比期，借到时适黄金提价消息泄露，甲受怂恿，以购黄金。既而翻案，甲债务在身，只得一走了之。”②在大纲的构思中，作为曾经的金融巨头，甲在寅的劝说下，没有过多地怀疑购置黄金牟利是否可靠，也没有时刻心系工厂的生死存亡，只是在危机爆发时，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他因工厂的生存危机感到苦闷，却转眼在黄金投机胜利后便高调庆祝。梦英因欣赏他的民族意识为其奔走借款，甲却误会她的热心相助，乘机向她露骨献媚。面对疯妇人失智的斥责辱骂，甲非但没有同情她的悲惨遭遇与精神恍惚，而是想要用武力将她驱逐出门。但是，这一构思并没有落实到剧作中，而是发生了明显的重大变化。 或许是碍于剧作演出时空的局限(当然也包括艺术构思是否成熟等因素)，茅盾将大纲中设置的三个民族资本家形象简化为一个：作为更新机器厂的厂主，林永清成了一个富有理想、精明能干的民族资本家。抗战初期，当众人还处在观望状态时，他果断决定把设备、原料与技术工人从上海撤到汉口，再迁至重庆。但到了抗战后期，仅仅依靠爱国热情和坚强毅力并不能帮助工厂突破难关，明显的动摇与幻想代替了之前的坚定与乐观，人物形象内蕴的动摇性、幻想性和矛盾性特征，逐渐凸显。比如，面对投机黄金带来的巨额收益，林永清不断摇摆于将借款投给黄金还是生产原料，连剧中不堪的人物余为民都为之不满：“男子汉大丈夫，当机立断，何况这是天赐黄金，您还要考虑！”③再比如，面对全盘落空的投资，他震惊之余，仍不忘自我安慰：“我猜想他们早就得了风声，他们不见得真会那样麻木，他们是做给我看的。”④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尤其是主人公思想状态的含混、矛盾与摇摆，给剧作带来了丰富的艺术张力与艺术包孕性。观众的反响，或许能说明这种变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剧作上演后，许多工商业者特意从成都或是昆明赶到重庆观剧，这其中当然有对作家和演出团队的政治层面的支持；但对林永清这一艺术形象的共鸣、认同、肯定，或许是更为深层的原因。 正如有学者所概括的，林永清经历了“从伦理层面被批判的个体到政治上被肯定的集体代言人……从带有负面特征的民族资本家形象转变为正面的民族工业家”⑤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变不但是政治意识层面的重大变化，也是艺术创造层面从简单到复杂、从观念到形象的一次重大提升。即使从民族资本家局限性这一旧视角看，相比无利不贪、贪图享乐的品性，动摇性、矛盾性和幻想性不但丰富了人物形象，更因为其普遍存在性而引发观众的同情与共鸣，观众与剧作主人公的政治共鸣与心理感应，赋予了剧作更为有效的社会批判精神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