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落荒寺》发表之后，格非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许多人很快将这一部小说读完，最快的仅用五个小时。格非委婉地表示，读得慢一些或许另有收获——他在这一部小说里埋伏了许多故事线索。我尝试以各种阅读速度品味《月落荒寺》：可以读得很快，悬念制造了足够的叙事动力，情节的理解并未遭遇坚固的障碍，格非的另一部小说《隐身衣》巧妙地充当了人物谱系的注释；也可以读得很慢，无须急不可耐地向结局冲刺，而是东张西望，甚至心不在焉地停在了中途——搁下一阵子再读也无妨。 这是为什么？ 叙述话语曾经以简约的公式描述情节：X+动词+Y。动词打破了X代表的原初平衡，Y表示行动赢得的重新平衡，无论是令人安慰的“大团圆”结局还是家道中兴，功成名就。毫无疑问，这种叙事公式自始至终的延续很大程度地依赖内在的心理动力：悬念。悬念高高地吊起了人们的期待。“后来怎么样？”急欲落地的强烈好奇维持了人们不懈的阅读兴趣。 《月落荒寺》的最大悬念显然是林宜生与楚云的聚散离合。然而，我想指出的是，这个悬念给我带来了既重又轻的奇特感觉。阅读之际，我隐约地渴望林宜生与楚云终成眷属，以至于不忍释卷；某一个时刻，我又会突然觉得，他们的归宿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没有必要牵肠挂肚，反正死不了人。这时的阅读速度迅速下降，甚至掩卷歇息——我已经意识到，各种悬念存在不同分量。 可以构思三个自由落体制造的不同悬念。(1)一个人坠下了高高的悬崖，他死了吗？(2)一个篮球从跃起的球员手中抛出，篮球是否准确地投入篮筐？(3)窗口的一阵风吹落桌上的一张A4纸，纸张是否落到了地面的一片水渍里？显然，人们心目中三个悬念的分量依次下降，一些人甚至产生疑问：一张纸是否落到水渍里能不能构成悬念？众多武侠小说往往由接踵而至的一连串悬念掀起持续不断的情节波澜。这些悬念涉及主人公性命攸关的内容，紧张惊险因而扣人心弦，以至于读者欲罢不能。相对地说，若干鸡零狗碎的小曲折无法将读者紧紧拽住不放。我渐渐地觉得，《月落荒寺》之中林宜生与楚云制造的悬念没有显现足够的分量。“反正死不了人”，这种感觉恰恰证明了林宜生与楚云的关系并非性命攸关。 文学叙述了多少性命攸关的爱情？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之中《山河入梦》即是如此。那个名叫谭功达的县长终于在结婚之后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个女下属姚佩佩。姚佩佩成为在逃的杀人犯，谭功达仍然割舍不下。这种爱情注定只能演变为悲剧，谭功达与姚佩佩分别遭受法律不同形式的制裁。爱是一种危险的能量，不啻于以命相搏，不能成全生命，就将撕裂生命。远溯文学史，《红楼梦》之中的贾宝玉与林黛玉如此，《包法利夫人》如此，《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如此。相对地说，《月落荒寺》没有那么严重。林宜生与楚云最终无法走到一起，这带来了一种彻骨的忧伤。尽管如此，忧伤只不过毁了心情，而不是毁了生命。 那种激烈的、甚至疯狂的爱与恨会不会不顾一切地裹挟林宜生？这个人物似乎缺乏这种气质。林宜生仿佛与喧闹的、尘土飞扬同时又活色生香的世俗存在某种疏离感。格非擅长制造主人公与周围生活的微妙疏离，他们身上不时流露出落落寡合的气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先锋小说的普遍风格。那些获得了现代主义美学淬火的人物已经无法自如地汇入街头的大众，一起闲聊、骂娘或者到市场上津津有味地砍价。当然，林宜生远未如此激进，他与卡夫卡的格里格尔·萨姆沙或者加缪的默尔索并非文化同类。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察觉，林宜生对于生活变故的态度异于通常的人情世故，例如妻子的背叛。林宜生的妻子白薇与一个瘦高个儿的加拿大人派崔克“好上了”。虽然林宜生愿意原谅妻子的不忠，白薇并不领情。她理直气壮地分割了一半财产，一溜烟地飞到加拿大去了。林宜生不像大部分的丈夫那样大发雷霆，或者报复性地制造各种障碍，而是得出一个文绉绉的结论：“他们婚姻的失败，并非是由于白薇道德上某种缺失所导致(她曾经向宜生坦陈，在一个光线黯淡的房间里，当派崔克的右手滑过她的肩胛骨，试图触摸她的乳房时，她‘一下子没忍住’)，而是源于妻子自主的价值选择。” “文绉绉”仿佛是构成疏离感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与朋友的交往还是对待叛逆而脆弱的儿子，“文绉绉”的感觉挥之不去。人们可以不无轻蔑地形容为某种知识分子气质。这种疏离感渗透于林宜生的视野，以至于滤掉了生活之中的血污与骇人听闻的暴力。楚云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绑架，继而遭受极为凶残的虐待和毁容。然而，林宜生并未亲历这一切，他是在事后从楚云的哥哥辉哥的叙述之中获知这一切。换言之，凶残、恶毒、疼痛、恐惧等等因素已经转换为语言符号。作为一个奔波于各地的哲学演说家，语言叙述无疑是林宜生擅长的一个领域。他会理性地从语言叙述之中组织一幅适合自己接受程度的图像，那些过于野蛮的因素只能退居背景，成为抽象的词汇，甚至干脆消失。总之，不会出现鲜血淋漓的伤口和锋利的刀刃迫使感官颤栗不已。有趣的是，辉哥的叙述口齿清晰，用词准确，没有语无伦次，没有各种芜杂的粗口，也没有怒不可遏的咆哮或者咬牙切齿的口吻。他并未流露出因为仇恨或者恼怒而失控的迹象。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格非的叙述通常光滑优雅，无论修辞、句式还是微讽的风格无不保留了明显的书卷气；这种叙述往往摆脱了现场气氛而显现了语言的自身存在。叙述者并非投入的、忘情的，而是隐约地保持一个游离于现场的视角。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叙述与现场的距离恰似林宜生与生活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