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伤逝》复杂的叙事结构使其充满多义性。在歧义纷出的阐释中，涓生和子君的形象变动不居。涓生常被刻画为男权主义者、虚伪的忏悔者、隐含作者的反讽对象等。子君则被描述为可怜的弱者、始乱终弃的受害者、失败的新女性。与此同时，《伤逝》的主题意蕴经常被限定在反封建和启蒙反省，甚至是借男女之情抒发兄弟失和的愤懑上。这些阐释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其文本依据，但也都有脱离文本的罅隙，这源于《伤逝》复杂的召唤结构。 《伤逝》召唤结构的复杂性来自于两方面：涓生第一人称经验性叙事视角和回顾性叙事视角相互缠绕、这一缠绕所产生的强大感性力量与深邃的理性反思交融互渗。理解《伤逝》的主题意蕴以及涓生、子君的形象都应该从这两点出发。《伤逝》的叙事表层以涓生的经验性视角揭示“五四”时期爱情话语的现实境遇，涓生的忏悔则反省了“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尤其是爱情话语。其叙事深层则意在发现女性爱情价值，为摆脱启蒙的道德困境提供中国化方案的尝试——“以爱所渗透的真”。 涓生的经验性视角叙事揭示了“五四”时期爱情话语的现实境遇。除了礼教所形成的压制性氛围，爱情话语还需要面对启蒙话语的矛盾。涓生所陷入的“说”还是“不说”自己已经不爱子君的这一“真实”的两难，实质上就是启蒙话语矛盾在“五四”的显现：一方面，启蒙话语要求涓生首先要“救出自己”，即胡适在《易卜生主义》里所宣扬的“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1]；另一方面，涓生又意识到，子君有可能死灭在无爱的人间。后者挑战了启蒙的底线：相对于涓生来说，子君是弱者；在启蒙的两极中，她是被启蒙者。子君的牺牲恰是启蒙所要避免的后果——被启蒙者觉醒后反而更痛苦地死去。涓生的忏悔并非如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是“无过之过”。把启蒙的重担卸给了子君，这是涓生的真正过错。因此，涓生的忏悔主要是反省启蒙理性的后果。不过，涓生的忏悔只是对启蒙理性杀人的反省吗？我不这样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文学还没有进入后现代语境，反思启蒙之恶不是时代任务，相反，启蒙仍是当务之急。《伤逝》对启蒙反思的主要目的还是完善启蒙理性。 涓生对启蒙的反省主要落实在“五四”爱情话语。他一方面揭示了自己的爱情理解的符号化、空洞化，另一方面发现了子君所代表的女性爱情的不同价值。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是“五四”爱情话语的产物。在涓生的经验性叙述里，他们的爱情几乎是那个时代爱情理想的翻版。涓生在S会馆为子君灌输的是五四时期“恋爱自由”的全部内容：“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最终，子君说出的那句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2]，更是符合启蒙话语之于“恋爱自由”的期望。涓生向子君笨拙地求婚并获得同意；子君变卖首饰共同建立小家庭等，均是“五四”爱情话语中的自由、平等、个性等观念的外化。关于婚后生活，涓生有这样一段叙述：“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第385页)这段话很容易引起误解。多数研究者把它解读为涓生与子君婚后隔膜的开始。如李今称之为，涓生对子君“彻底丧失兴趣和刺激的文艺说法罢了”[3]。我不认可李今的说法。我认为，涓生此处的叙述仍然是接续着上文对他们的生活与“恋爱自由”相契合而来的，其意图是显示他们婚后生活的甜蜜：除了灵魂的契合，他们的肉体交往则加深了他们的理解，达到了肉体和灵魂的高度融合。这是他们婚前所无法达到的：婚后灵肉一致的生活揭去了他们先前只有精神交流而无肉体结合所造成的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灵肉一致是当时爱情话语的理想。涓生所感受到的就是它。 “恋爱自由”于1918年成为知识界的焦点之一。这一年，周作人翻译了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贞操论》提出了一种新的性道德：恋爱自由基于个人自制律；恋爱和贞操同步，都是灵肉一致的。这被周作人视为“人”生活所需的“日光和空气”[4]。其后，这一爱情理想获得《新青年》和《妇女杂志》的进一步阐析。大约在1920年，灵肉一致的爱情观成为新知识分子对新生活的想象：“正当的恋爱，乃是灵肉合致、复杂而且高尚的。这种恋爱是人生的精髓和根本，人人都应该互相靠着这种恋爱感受幸福；在这种恋爱里所感受的幸福便可构成社会的幸福。凡种族的改良，人生向上进步一定要个人能够感受恋爱的幸福方才可以实现。”[5]在当时，灵肉一致的爱情不仅仅是个人事务，也是整个民族、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因此，当涓生听到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句话时，他感到无比振奋，将它视为女性解放的标志：“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第383页)他们同居后所感受到的最后一层隔膜的揭去，正是灵肉一致爱情从民族、国家到个体的完全实现。此时，涓生认为他们的爱情是完美无瑕的。他不可能对子君产生厌倦。 涓生对子君的不满产生于同居的日常生活中。在涓生的经验性叙述里，子君婚后忙于买菜、做饭、养鸡、喂狗、和房东太太暗斗，不再读书、散步，甚至不再和涓生有冲突和误会，识见“只是浅薄起来”(第390页)。这些日常琐屑与爱情应有的社会、民族追求向度差距巨大。涓生感到他们的精神距离愈来愈大。这是他们爱情走到尽头的主要原因。在当时的爱情话语中，与“恋爱自由”相伴随的是离婚自由。因此，当涓生感觉到自己已经不爱子君之后，面对子君“往事的温习和新的考验”，他无法忍受那些“虚伪的温存的答案”，“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第391页)。最终，涓生说出了所谓的真实。可以说，在涓生的经验性叙述中，他的选择完全符合“五四”爱情话语的逻辑。 面对子君的牺牲，涓生开始反省启蒙理性的“吃人”，爱情话语也同时被摆到了审判台上。在涓生的回顾性视角下，他们的爱情故事不再如涓生的经验性视角所显示的那样——是“五四”爱情话语的完全实现——而有了不同的意义。首先，涓生认识到，脱离了对具体的子君的爱，他的爱情体验实际上是符号化、空洞化的。涓生当年爱上子君，更多的是源于子君那句著名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的这句话被涓生理解为新思潮的符号。因此，他才会欣喜若狂，并进而将子君视为新女性。这一符号化的反应隐含着危机：与启蒙话语的密切结合，爱情、身体、日常生活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公共性，却取消了爱情、个人的独立性和私密性。除了上述他对子君那句话的过度阐释外，在涓生的经验性视角中，他对爱情的认识基本上没有落地。他一直生活在他所手造的幻象中。他们婚后所经历的，在涓生看来，都是“盲目的爱”，不是他理想中的生活。上引关于揭去了“真的隔膜”的体验，在涓生，是他和子君生活中为数不多的真实。但遗憾的是，当时涓生只是把它看作与爱情话语的契合而已。这为数不多的真实仍然没有逃离被符号化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