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镇世界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一个中国旧历大年前夕，江南某小镇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一位妇女突然去世。这可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认为：人命关天，死人是天大的事。说它是小事，则是因为这位死去的妇女，是一个女乞丐。虽然镇上人都认识她，但她不是镇上人，而是外乡人，而且，无论是在镇上还是在外乡，她都没有任何亲人。这种孤魂野鬼死在某处，也是常有的事。虽说是死得时机有些不妥，镇上人会觉得这是一件有些晦气的事情，造成镇上德高望重的鲁四爷心情不好，给年终吉祥气氛掺杂进一丝不祥。尽管如此，但终究也没有对镇上的太平生活造成太大影响。这样的事件被鲁迅这样的作家在其小说《祝福》中表现出来，成为我们今天理解那个时代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一个重要样本。 从表面上看，鲁镇是一座平平常常的江南小镇，有着古老的文化和相对恒定不变的习俗和道德观。这一点，跟许多民国初年的古镇一样。我们可以在鲁迅同时代作家的笔下，看到同样的环境，如柔石《二月》中的芙蓉镇、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的小县城等。鲁镇有其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这架古老的社会机器，长期以来它就那么运转着，而且，一般而言，它将这么继续运转下去，仿佛要如此直至永远。这样的江南古镇构成了鲁迅文学世界的基本框架，也是其生存经验和文学经验的滋生地。 鲁四老爷是鲁镇的灵魂人物。他是所谓的“乡绅”，在鲁镇地方享有权势，也是鲁镇秩序的维护者。这一类传统家长式的人物，在鲁迅笔下形成了一个人物类型：赵贵翁(《狂人日记》)、赵太爷(《阿Q正传》)、赵七爷(《风波》)、四爷(《长明灯》)、七大人(《离婚》)等。并且他们也是白话文新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形象系谱，如高老太爷(巴金《家》)、吴老太爷(茅盾《子夜》)、周朴园(曹禺《雷雨》)等。甚至在当代文学中，亦可见到他们的投影，如白嘉轩(陈忠实《白鹿原》)、赵四爷(张炜《古船》)，等等。按照白话文新文学的观念，这种家长式的人物，乃是传统秩序的维护者，旧式价值观的捍卫者，也是没落的主流文化的压抑性机制的象征性符号，进而，在日后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体系中，他们还是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权力象征。总之，他们是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主导性角色，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型人格主体。 当然，在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那里，对这一类人有另一种倾向于肯定性的评价，即将其视作传统中国社会的稳定性的力量，是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的一把手，同时也是各阶层利益冲突的缓冲带，中国基层社会的领导力量和统治集团在民间社会的代言人，同时又是民间社会利益诉求的传达者。正如费孝通所说：“地方绅士总是在地方组织中占有战略性和主导的地位。”(52—53) 绅士又是地方社会的特权阶层。这些特权不仅是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同时也是文化上的。历史学家张仲礼在《中国绅士》一书中，描述了这一特权：“当家族祭祖时，身为绅士的家族成员就特别被推崇为族中领袖人物。据某些家族的族规，每年一度的各种祭礼必须由绅士身份者主持。”(34)这与《祝福》中鲁迅所描写的鲁四老爷家的祭礼是一致的。由此可见，鲁四老爷家的祭祀和祝福，就不仅是其一家的事务，而是其整个宗族乃至全镇的事务。他的地位的稳固，决定着鲁镇社会的稳定；他的为人处世的方式，影响到整个鲁镇的价值观念。进而，小说中的年关的“祝福”，首先就是鲁四老爷家的祝福。鲁四老爷本人也深知这一点。他对于任何可能改变既有秩序的人和事，都抱有警惕。 鲁镇世界除了鲁四爷一家之外，其他都是群众。《祝福》中关于这些群众写到的不多，只有卫老婆子、柳妈、在河边洗菜洗衣的主妇以及她们的男人们，还有那个不知名的、鲁四老爷家的短工。他们是祥林嫂悲剧的目击者，也是间接的施害人。人们好像一堵冷漠坚硬的墙将祥林嫂阻隔于可交流的社会之外。当然，他们并不是鲁四爷那种有权有势的阶层，但他们属于鲁镇人，他们是鲁镇秩序和鲁镇文化的社会基础。他们的言行构成了鲁镇的社会秩序和舆论场域。这种“众人”世界，我们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示众》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一般而言，他们吁求天下太平，而且早已习惯了镇上的真正太太平平的生活氛围，以致多少觉得有些厌倦和麻木不仁。因而，他们同时又多多少少期待着有点什么事情发生，只要这些事情尚不至于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平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热衷于传播这些事情。祥林嫂的遭遇正好是合适的。有点儿苦楚，但又不至于太痛苦；有点儿好笑，但又不至于过分地欢乐。以致祥林嫂额头上的伤疤，也成为一个难得的笑料，是他们枯燥无味的日常生活的调味品。这一点，跟小说《孔乙己》中孔乙己在咸亨酒店的处境十分相似。孔乙己的死与祥林嫂的死，最终也不过是让咸亨酒店与鲁镇的人少了一点生活的佐料而已。 鲁迅经常写到那种表面平静、内里暗流涌动、危机四伏的生活世界。然而，在一番异动之后，这个世界复又归于(至少是表面上的)太平无事。遗忘和麻木，“治愈”了短暂的危机和病症，如《狂人日记》《风波》《孔乙己》等。而“天下太平”的局面，在鲁迅笔下，恰恰是一种可疑的世界状况，它总是与虚假、伪饰、掩盖恶行等情况联系在一起，如在《失掉的好地狱》中的太平无事的地狱，《这样的战士》中“战士”所面对的种种虚伪名目所妆点起来的、“谁也不闻战叫”(《野草·这样的战士》；《鲁迅全集》第二卷，215)的“太平”境地。太平境地难容异己的声音，难容任何打破平和吉祥气氛的事物。在《祝福》里，鲁镇社会出现了两个异类——“我”和祥林嫂，也就是被鲁四爷称之为“谬种”的，使得整个事件的表面上的平静稍稍被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