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述弃医从文的经过时，鲁迅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①为此，在离开仙台后，他写下了多篇文章，介绍十九世纪欧洲的科学成就、政治制度以及以尼采为代表的“十九世纪末叶思潮”和在拜伦影响下形成的“恶魔诗派”，并翻译了《域外小说集》等文学作品。 鲁迅为何会把“改变精神”作为解决民族危机的出路，而不像同代其他人那样选择改良、革命或者发展实业？而且，在“改变精神”方面，为何又“以为当然要推文艺”，而不是教育或者宗教？最后，他所集中翻译介绍的十九世纪欧洲的思想和文学，为何又能服务于他“改变精神”的使命？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围绕鲁迅早期多次使用的“十九世纪文明”这一概念，通过细读几篇重要文献来梳理其思想体系。 一 文明史：“century”的汉译与时段思维的革新 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谈到文艺的重要性时提醒我们“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人类不仅需要科学家和哲学家，也需要作家和艺术家，因为“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不过，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认识方法： 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嗟夫，彼人文史实之所垂示，固如是已！② 原来，以上的论断是由西方“人文史实之所垂示”的，是通过观察“今日之文明”得来的。这表明，文明史是鲁迅早期思想建构的基本视角和知识基础。 鲁迅为何会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考察欧洲历史并建构自己的思想呢？随后的《文化偏至论》提供了答案。鲁迅指出，洋务派、维新派鼓吹引进科学技术、发展实业或者开国会、立宪法，不过是“抱枝拾叶”，并没有抓住社会进步的关键。他认为，文明的发展一般源于两种动力：一是由漫长的历史孕育出来，“无一不绳前时之遗迹”，“日有其迁流”(类似于进化论中的“遗传”)；二是“抗往代之大潮”，为纠正以前的弊端而来(类似于进化论中的“变异”)，但其本身“亦不能无偏至”，存在种种弊端。③因此，对“十九世纪末叶文明之一面”的“物质”(科技、实业)和“众数”(立宪、国会)，不能像洋务派和维新派那样只看到其表面的辉煌并盲目移植，而应该“循其本”，通过追踪其历史演变来明其利弊。而在历史考察中，分期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视野。为此，他特地介绍了“世纪”这一概念： 夫世纪之元，肇于耶稣出世，历年既百，是为一期，大故若兴，斯即此世纪所有事，盖从历来之旧贯而假是为区分，无奥义也。诚以人事连绵，深有本柢，如流水之必自原泉，卉木之茁于根茇，倏忽隐见，理之必无。故苟为寻绎其条贯本末，大都蝉联而不可离，若所谓某世纪文明之特色何在者，特举荦荦大者而为言耳。④ 鲁迅认为，西方常常以“世纪”作为历史分期单位，但“人事连绵，深有本柢”，某种文明在某个世纪勃兴，并不意味着这种文明仅仅属于这个世纪。其发生和演变可能覆盖较长的历史时期。对包括“物质”和“众数”在内的所有历史现象，不应该只关注其辉煌阶段和正面效果，而应该在更长的时段内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察。 在这段话中，鲁迅不惜纸墨对“世纪”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解释。这表明，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它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概念。事实上，这一概念的引进，至少可以上溯到1894年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译本虽未明确译出原书名中的“century”一词，但李提摩太在多个场合都对它做了特别介绍。在1895年刊于《万国公报》的《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中，李提摩太写道：“我英马恳西先生，具才学识三长，而又熟谙掌故，萃生平之心力，成十九周大事记一书。”随后，他又用小号字体加上了这样的说明： 泰西以耶稣降生年纪元，而分每百年为一周。余初译此书时，以其专记一千八百年后事，题作泰西近百年大事记，旋定今名。⑤ 在这里，“周”明显是李提摩太对“century”一词的翻译。这种译法还见于1902年的单行本中。李提摩太在“及读西人马恳西先生所著《十九周大事记》”这段话后同样用小号字体加上了说明：“西例以耶稣降世后每百年为一周，今适在十九周中也。”⑥随后的《凡例》中又有更详尽的解释： 西历以每百年为一周，耶稣降世而后，又即从诞日起计，相沿至一千八百一年，是为第十九周。此书专记一千八百余年之事，故西名曰第十九周大事记，译稿未定之际曾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名，旋定今名，以衷简要。⑦ 李提摩太反复介绍“century”这个词，意味着它应该传入不久。在此期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的“论译书”一章中也提到了此书并详细解释了“century”一词： 西人以耶稣纪年，自一千八百年至九百年谓之十九世纪，凡欧洲一切新政皆于此百年内勃兴，故百年内之史最可观。近译《泰西新史揽要》，即此类书也，惟闻非彼中善本。⑧ 与李提摩太不同，梁启超用了“世纪”来翻译“century”。而严复在《天演论》中又提供了另一种译法：“西人有言，十八期民智大进步……”⑨由此可见，晚清时刚刚传入的“century”一词至少存在着“周”“世纪”“期”三种汉译。 在西人的观念中，“century”既是一种纪年法，也是一种历史断代法。在欧洲，基督教会长期占统治地位，教权甚至高于各国主权，一国政权的更替相对来说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鲁迅对此也有察觉：“已而教皇以其权力，制御全欧，使列国靡然受圈，如同社会，疆域之判，等于一区。”⑩教权的统一使得欧洲的历史书写更多地以“世纪”而不是各国政权的更迭来断代。这就为突破一朝、一国的限制，在更长的时段中追溯历史现象的根源和发展脉络，提供了可能性。且举《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开头的一句话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