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厦门鲁迅，既往研究普遍受其《〈自选集〉自序》里“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荒凉的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①的影响，偏于探究其精神的苦闷以及这两类创作，总体上将鲁迅定位为“孤岛过客”②，然后视厦门阶段为一个中转站或消沉期。但是，这种认知和鲁迅更早时的一些自述相矛盾，他在1927年曾多次表示“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③，“沉静而大胆，颓唐的气息全没有了”④，“抱着和爱而一类的梦，到了广州”⑤。显然，厦门阶段的面向远比既往认识复杂得多，它还发生了一些使鲁迅受到强烈冲击的事件，最终让其摆脱了颓唐苦闷的状态。 近些年来，开始有学者尝试从厦门鲁迅与高长虹的冲突、对学院文化的疏离等抗争性角度给出新的解释⑥，但总的来看，这些事件都不足以提供鲁迅状态何以转变的合理解释。究其根源，是既往研究者没有重视鲁迅《两地书》原信中那些未删改的政治内容⑦，如果仔细考察这些原信，就会发现鲁迅在厦门这个“孤岛”虽然只待了135天，却因为此时北伐的进展，他的思想较之北京时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因此，本文试图以《两地书》的原信和一些新搜集的史料为基础，讨论厦门阶段在鲁迅思想道路发展上的重要意义。 一、党同国民党：欢迎北伐与倾向左派 鲁迅1926年南下厦门的目的，最初不但不是为了革命，甚至一度情绪消极，“很想休息休息”，“目的是：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二，弄几文钱，以助家用”⑧。虽然鲁迅此前曾和国民党一起对抗过北洋政府，呼应过国民革命，还出任过《国民新报》(国民党北方机关报)副刊的编辑，但随着奉系军阀杀入北京，鲁迅先是遭遇通缉传言四处避难，后因军阀枪杀知识分子，他开始意识到政治的可怕，“忽然还想活下去了”，于是选择南下，“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⑨。 对于广州政府正在展开的北伐行动，身在北京的鲁迅起初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国民革命在北京的失败，让他并不看好南方的革命形势，以致颇为悲观地表示中国自民元以来就“没有革命”⑩，实际上这也是北方社会的普遍看法，“直到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方各军阀仍未把北伐军当成自己的一个重大威胁，或认为蒋介石的北伐也会像过去‘孙大炮’(孙中山)的几次北伐一样半途而折”(11)。但来到厦门后，鲁迅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各种北伐胜利的消息，他开始和许广平在通信中频繁交流，前后信件多达十几封。从“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12)、“此地的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实是‘国民党的’的，并不老旧”(13)、“昨天又听到一消息，说陈仪入浙后，也独立了，这使我很高兴”(14)等内容来看，鲁迅显然深受震动和鼓舞，其心情随着战况而不断起伏，开始自觉站在国民革命的立场上，积极拥护广州政府的军事行动。 这里最值得分析的，是鲁迅对暴力革命和军事行动的态度。早在介入国民革命前，鲁迅就认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15)，这种对“火与剑”的认同，和其民元情结有很大关系。一方面，鲁迅“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16)，另一方面，辛亥后的复辟频现又让他非常失望，因而期待孙中山能够继续革命再造民国。而孙中山也在多次依靠军阀失败后以俄为师，提出以党治国、建构党军的措施，随即获得巨大成功，先是在1925年初的东征平叛中以少胜多，后又在北伐战争中节节胜利，以致舆论都认为“革命军之所以能达战无不利之效果，实原由该项制度之设立”(17)，“主义之昭示”“军队之政化”“民众之合作”是南方取胜的核心因素(18)。 鲁迅最初觉得“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19)，但在厦门受北伐鼓舞后，他开始相信“中国现在的社会问题，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20)，此时的他还意识不到“军队为政党掌控后，政党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导入武力之途，由‘文斗’转入‘武斗’”(21)。与此相反，鲁迅因革命胜利表现出强烈的“党同伐异”倾向，他说：“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22)因此，他反对“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认为必须“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23)。 不只是鲁迅，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也都对北伐持肯定态度，譬如周作人就认为“南北之战，应当改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才对”(24)，而胡适更是宣称“南方政府是中国最好的、最有效率的政府”，“南方革命军的北伐赢得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但它不是红色政权”(25)。不难看出，北伐成功和国民党人展示出的力量，让这些本来对暴力革命和一党专制持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光明和希望，但也因此暂时性地丧失了反思批判的意识。 而相对于欢迎北伐，鲁迅与许广平厦门通信中关于国民党派系的讨论，其实也值得关注。它们最初若隐若现，后来又被有意删改，从中能看出二人当时的革命倾向。鲁迅最初是光复会成员，由于蒋介石刺死陶成章，他一直对同盟会心存芥蒂，后来他又加入过反对国民党的共和党。所以鲁迅对国民党的态度颇为复杂，他支持后者的革命行动，但又与其保持距离。不过鲁迅和不少国民党党员保持着密切的私人联系，譬如蔡元培一直是他在北京时的主要庇护人，后来他又在参与女师大风潮的过程中，和李石曾、易培基有过合作关系，而许广平更是国民党党员，回广州后出任省立女师训育主任，支持顾孟余等汪精卫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