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19)06-0101-08 20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空间转向”预示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正在进行，以往被边缘化的空间意识重新参与到话语权力的角逐之中。长期以来，“沉湎于历史”的学术传统钝化了学界对于空间的知觉能力，忽视了作为“可变容器”(索亚语)的空间本身即历史与时间的合体。实际上，时间与空间共同塑造了人类社会并无优劣之分。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批判性空间思维的重塑则意味着文学中的空间书写获得了被重新定义与阐释的机会。列斐伏尔指出，被金钱量化的空间除了使用功能之外，还承担着“语义秩序的意义”①。当代文学有关空间的描写隐含着一种单向度的语义秩序，即空间是一种具有隔离功能的工具性存在。这就进一步表明，空间所具有的生存意义被弱化正是其自身走向畸变的前兆之一。 一、乡村与城市的隔离：与资本结盟的空间生产 乡村与城市的分裂并不具备相当漫长的历史，空间的地理差异是城乡分化的基本因素。传统中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城市没有独立的生产功能，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对乡村有极强的依赖性，乡村所能提供的农业生产力限制了城市脱离乡村。”②在这样一个“乡土中国”(费孝通语)，城乡之间的分野更多是行政划分与地理差异相互作用的结果，二者之间并无明显的等级差距。同样的，在更早的时期，西方社会乡村与城市的对立在雷蒙德·威廉斯看来也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依附的基础之上，乡村进行着最为基础的生产活动，城市则是进行产品流通与二次生产的地点，城乡之间的分隔没有负荷太多的社会意义。 当资本运作广泛参与到空间生产之中时，乡村与城市就逐渐走向了新的对立：乡村代表愚昧、落后，而城市则是文明、先进的同义表达。由资本掌握了绝对领导权的空间生产率先在西方社会进行了实践，雷蒙德·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指出，“城市的”(Urbane)一词具有现代的社会性含义，最早记录于17世纪初期③。当时的城市已然代表着一种优于乡村的文明，“一种特色鲜明的文明形式”④。然而，这种优于乡村的文明同样显示了自身的腐败、阴暗与赤裸裸的金钱至上主义。17、18世纪的英国文学开始歌颂乡村的宁静、美好与质朴，乡村与城市在文学的空间书写中已经被资本隔离开来。而中国的现代“城市”意识的崛起则是资本全球化的结果，地理大发现为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契机。大卫·哈维指出，“资本主义由此按照它自己的面貌建立和重建地理。它创建了独特的地理景观，一个由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和领土组织构成的人造空间”⑤。自然意义上的地理空间划分丧失了约束力，空间生产与资本结盟之后全球范围内的地理重组就开始了，中国显然被动地卷入了这个巨大的人造空间之中。 20世纪初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城市迅速建立，城乡分离造成的空间焦虑及时地反映到当时的文学创作之中。诚如李欧梵所言，城市里“这些舒适的现代设施和商品并不是一个作家的想象……它们象征着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而像茅盾那样一代的都市作家在这种进程前都表现了极大的焦虑和矛盾性。”⑥城市文明的突然进入引起了以茅盾为代表的一类作家探索“新世界”的好奇心与焦虑感，他们笔下的上海街头满是霓虹灯投下的闪闪光斑，城市中无处不在的“LIGHT，HEAT，POWER!”让他们笔下的人物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新世界的来临。但这也同样引起了像沈从文这类具有乡土情结的作家对古老乡村的眷恋之情，《边城》中依山傍水的小城，具有地域特色的吊脚楼，河流上晃晃悠悠的渡船，古老的民风民俗以及湘西清新秀美的自然风光都为读者展示出了一副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盛景。当时的这两种文学创作倾向预示着乡村与城市作为一种空间性的存在，二者之间的隔离之幕已然缓缓落下。 如果我们将“空间”一词的涵义扩大至整个社会领域，那么“从空间的维度看，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大规模的空间重组与空间敞开的过程。”⑦改革开放以后，在乡村与城市频繁交流的基础上，两个异质空间对撞所导致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如果说王蒙《夜的眼》中陈杲进入城市的第一感觉是初来乍到者独具的兴奋与惶惑，那么张辛欣《清晨，三十分钟》中主人公则因为清晨城市街头的喧闹与繁华，而对未来怀有热切的希冀。然而，对比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与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涂自强和陈金芳的悲剧性结局，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田耳在小说《在场》中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比作是一头撞死在玻璃幕墙上的鸟了。索亚在《寻求空间正义》一书中指出，城市“空间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空。空间中总是充斥着政治、意识形态及其他暴力，这些塑造着人类生活并驱使人类为了地理而斗争。”⑧当资本逻辑广泛渗透到现代空间生产中时，索亚论及的城市空间的“非真空性”，对中国现代乡村的空间生产同样适用。造成乡村与城市两个异质空间对撞的惨烈局面的，正是隐藏在空间生产背后的资本逻辑，资本在空间生产中占有的比重越大，空间所具备的最基本的生存意义也就越难凸显。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这不仅仅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这也是进行“时空压缩”以发展社会经济的基础举措。哈维所说的“时空压缩”实质上就是为发展经济而增加周转次数、缩短周转时间，力图“通过时间消灭空间”(马克思语)的资本运作手段。这样一来，“空间对于金钱和资本的从属，让一种量化，从对每一个单元的金钱的衡量和商业化，向整个空间扩展了。”⑨资本控制下的空间生产在侵占人的物质生存空间的同时，将自己的触手伸向了建筑在实体空间之上的城乡居民的精神空间。以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中禾禾与烟峰为代表，一批乐于接纳新事物并能够适时加入“农转商”行列的农民从新的空间中获利了。因为“地就是那么几亩，人只会多，地只会少”(10)，在他们看来守着土地过日子的时代已经远去了。然而，与此同时无数个类似于格非的《望春风》、弋舟的《隐疾》中所描写的，充斥着工业污染与残垣断壁的、死一般寂静的乡村却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