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要讨论的，当然不是一般读者阅读小说的行为，而是文学研究、文学评论这一个层面上的小说阅读，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起点是阅读，强调这一点，也是这里讨论的一个主旨。而且，这里聚焦的，主要是当代尤其是当下的长篇小说的阅读。 之所以在小说研究的层面上探究和倡导一种充分感性的阅读，缘于新时期以来近30年间当代小说研究盛行不衰的方法论热潮。准确地说，是自1985年以来，在当代长篇小说研究中，历经了各种主要是来自西方文论和西方哲学的“方法”热：系统论、存在主义批评、原型批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批评、新殖民主义批评、现象学批评、族裔批评、对话理论、接受美学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其中，一度西方结构主义范畴中的小说叙事学理论较为长久地吸引了更多中国学人的关注。而来自西方理论体系的女性主义批评，也是一个长久地、延续至今的批评视角和方法。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纯文学层面的研究逐渐受到冷落，文化研究的理论、思路和视角，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另一种颇为显豁的“主流”，小说生产的外部环境及“场域”、小说的社会意识形态意义、小说文本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纠结与歧异等等非文本性因素得到格外的关注。文化研究有席卷小说乃至文学研究之势，一时之间似乎为文学研究开拓了一片最为广阔的领地。 十多年以前，即有学者对这样的方法热、理论热有过感受和思考： 我们的整个文学研究与文学教学都越来越远离文学了。我曾在课堂上公开表示我对北大中文系的本科生与研究生(其实也包括我自己)的两大不满：一是习惯于不着边际的宏观“神侃”和繁琐的所谓科学分析，而不注重文本的细读，特别是对文学语言的品位，失去了起码的艺术感悟、敏感于直觉力；二是将对中国的现代作品的研究，变成西方的或中国传统的某个理论、概念的正确性或可行性的一个实证，成了自己得心应手地构筑模式、摆弄材料的智力游戏。在我看来，这两种倾向都有可能导致文学本性的丧失①。 钱理群先生忧虑的是对于概念和理论的热衷会使文学研习者忽略文本细读，丧失良好的文学感受力。近些年来，方法论热潮有逐渐降温的倾向，则好像也显示着追随类似于西方伊格尔顿等学者在“理论之后”思考的思维轨迹。叙事学和文化研究、包括女性主义批评，多年以后回顾，也并未产生标志性的、经典性的、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近些年来，在方法论逐渐冷却之后，小说研究步入了一个较为沉潜、也较为务实的各自探求的无序化状态。目前的状况，与上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言必称德里达、福柯、法兰克福学派的情形相比，多少显得更有自信一点。 在这种方法热逐渐隐退的背景之下，我也注意到了某些过分的反拨，比如2014年在上海的《文学报》较有影响的“新批评”专栏里面，一些作者像陈歆耕、陈冲、韩石山等，时时在行文之中，较为激烈地表达着对于“学院派”研究整体性的反感和奚落，明显走向了另一种极端。 而一个基本和明显的事实则是，这么多年来学术界、评论界对于西方文学思潮、西方文学理论的热潮，对于当代中国作家的创作来说，影响其实微乎其微。相对来说，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和大量输入的西方电影，才是西方艺术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最大的刺激和灵感来源。 经历了方法论热潮洗礼之后的小说阅读，很难再出现较为一致的对于某种或某几种西方理论与方法的迷信，当然也更不可能走向反“学院派”式的对于西方理论的轻视和否定。在长篇小说的批评和研究之中，需要充分肯定和倡导感性阅读的意义，不为理论和方法所约束，不将作品视为某种理论或方法的注脚，同时又能充分体现出一个研究者、批评者的独立判断和多年来的阅读和思考形成的深厚学养、以及个人的文学和学术情怀和兴趣。 之所以将感性阅读的话题与当代长篇小说的阅读、评论和研究结合起来，当然源自当代中国文坛发展的实际状况，它几乎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首先是长篇小说数量的爆发式增长。1987年，当时活跃的几位青年作家较为集中推出了像《金牧场》(张承志)、《古船》(张炜)、《浮躁》(贾平凹)等一批在当代文学发展上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然后又经历了1993年以《废都》(贾平凹)、《白鹿原》(陈忠实)、《八里情仇》(京夫)、《热爱命运》(程海)、《最后一个匈奴》(高建群)等五部长篇小说的集中面世为代表的“陕军东征”的刺激，长篇小说创作逐步进入了一个兴盛的时期，到目前，每年至少4000多部的长篇小说创作数量，对于每一位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和从事当代文学史工作的学者，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每一位学者，事实上都不可能将全部的、甚至十分之一的长篇小说纳入自己的视野和研究范围内，即使是做当代小说史的学者也一样，再也不可能像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十七年小说”和80年代小说那样尽量穷尽长篇小说作品。作家作品的选择、研究对象的选择，因之无可避免首先就是一件带有着充分的个人性、个性化的工作。相对于现代小说、“十七年小说”以及1987年之前的文学发展来说，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才可以理解为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常态。新文学初始阶段的第一个十年没有长篇小说，因之1949年之前整体的长篇小说产量较低，也是自然的事情，“十七年小说”处于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时代环境之中，1987年之前基本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创作的恢复。这样看来，长篇小说数量的激增之后稳定在每年四千余部或数千部的水平，将会是以后的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常态。一个研究者再也不可能做到对研究对象做“涸泽而渔”式的占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