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的跨文化改译是抗战时期的重要文化现象，作为现代文学时期颇为勤奋的翻译家、剧作家，李健吾在这一领域内的工作不容忽视。据统计，李健吾在抗战期间共改译外国剧作12部，①其中他最得意的作品是依据莎士比亚戏剧改译而成的《王德明》和《阿史那》。②但如若回到历史现场，以读者和观众的反馈作为衡量标准的话，李健吾最成功的戏剧实践当属对《托斯卡》的改译。《托斯卡》(La Tosca，1887)原是法国剧作家萨尔杜(Victorien Sardou，1831-1908)的佳构剧代表作，同名歌剧由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1924)谱曲后更是声名远播、享誉全球。在我国，《托斯卡》的早期译介与春柳社的戏剧活动密不可分：早在1909年，春柳社就根据日译本将剧本转译为《热血》，并在日本东京搬上话剧舞台；1915年，春柳社再次在上海公演此剧，并在《申报》的广告中突出“革命”和“爱情”两大主题。③与春柳社“不得已而为之”的转译策略不同，作为一名资深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者，李健吾有能力依照法文原著进行翻译。这原本可以最大程度上缩短译作与原作之间的距离，但李健吾却仍旧坚持对剧本进行“中国化”改写，并在抗战期间改译了两个版本，不能不说用心良苦。 一、一作两译：《金小玉》与《不夜天》 1944年，李健吾首次将《托斯卡》改译为《金小玉》，剧本一开始并未公开发表，而是交由苦干剧团排练并搬上舞台。《金小玉》与《托斯卡》的情节相近，最主要的差异首先在于场景和人物设定的中国化，这也是李健吾抗战时期改译剧的重要特点之一。④《金小玉》主要讲述了北平名伶金小玉和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范永立之间的爱情悲剧。以下简述剧情。 金小玉的恋人范永立，是一名研究所的研究员，平时在北平的石观音寺挖掘、整理石像。出于正义感，帮助同学莫英营救逃狱(因“闹革命”被捕)的弟弟莫同，并将他带到金小玉为自己购置的一处私宅藏匿。警备司令部的官员王士琦在追查莫同行踪的过程中，怀疑范永立参与了营救，却没有找到直接证据，也不知范永立藏身何处。于是王士琦以在石观音寺捡到的包袱皮(绣有“莫英”字样)为凭，故意骗金小玉称，范永立和莫英是情人关系，两人正在私会。金小玉情急之下闯入私宅，却不料自己的行踪全在王士琦掌握之中，这一冲动行为导致范永立被捕。随后王士琦对范永立用刑，以逼迫金小玉说出莫同的藏身地点，金小玉因爱妥协，最终莫同因行踪暴露而服毒自杀，范永立受牵连被判枪决。听到噩耗，金小玉苦苦哀求王土琦放范永立一条生路。王士琦以“让金小玉做自己的四姨太太”为条件，安排部下用空枪假枪决。金小玉假意应承，见范永立获救后趁机杀死王士琦，想与爱人一同逃走，却不料王士琦安排的假枪决也是假的，范永立已被枪杀，金小玉遂殉情。剧终。 1944年9月23日，《金小玉》在上海沦陷区的巴黎剧院首演，由黄佐临导演、丹尼饰女主角金小玉、李健吾客串“黄总参议”一角，立即引起剧坛轰动，被誉为“近顷剧坛罕见的珍璧”。⑤据《申报》广告页显示，自话剧首演截至当年12月17日停演，近三个月时间内除去9天演员休息日外，此剧天天上演，且“场场客满”、“连演连满”，以至于不得不时常加演。需要指出的是，《金小玉》的演出范围并不局限于上海地区。1945年，《金小玉》在天津演出，亦大获成功。据相关报道称，“《金小玉》演出后，观众们都疯狂了，不但这出戏的结构好，穿插好，故事好，台词好，而且布景服装也好，……台上演技精湛，台下人缘更是美好”。⑥此外，《金小玉》在扬州南京大剧院演出时，也曾连演五晚，因热度较高又加演一个日场，且场场客满，买不到票的观众甚至聚集在剧场门口，久久不肯散去。⑦1945年，导演王引将《金小玉》更名为《爱与恨》搬上银幕，由袁美云饰演金小玉、黄河饰演范永立、王乃东饰演王士琦。⑧直到1946年，《金小玉》仍广受欢迎，当年5月10日至26日，话剧原班人马在上海再度演出此剧，《申报》广告称“苦干名作，卷土重来”，并称“本剧初演，连续四月，卖座不衰”。报纸的广告语固然有夸大之嫌(如将实际不足三月的初演时长扩展至所谓“四月”)，但话剧《金小玉》的火爆程度仍可见一斑。1946年2月，剧本《金小玉》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署名“李健吾”。 对于身处沦陷区的李健吾而言，《金小玉》的名声大噪可谓是一把双刃剑。演出成功一方面给他带来了较为丰厚的经济收益，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业所带来的经济危机。⑨另一方面，日渐高涨的人气也使他成为日本宪兵队的重点关注对象。1945年4月19日，李健吾在家中被捕，罪名之一即是“《金小玉》影射日本宪兵队”。据李健吾回忆，日本宪兵拿着舞台照对他进行审讯，认为他扮演的黄总参议“活脱脱一个新四军的参谋长”；另外，审问他的日本军曹萩原大旭是一个光头，而《金小玉》中反派人物王士琦的扮演者石挥在演出时也特意剃了光头，影射之意十分明显。在审问时，萩原大旭直言：“你写这个戏揭露我们的秘密，侮辱我们的工作。……你骂日本宪兵！……你宣传我们的不是，你叫中国人恨我们。”⑩尽管如此，日本宪兵并没有掌握切实的“反动”证据，李健吾在被监禁约20天后得到释放。巧合的是，李健吾被捕之际，由《托斯卡》改译的《不夜天》在大后方正式上演了：“1945年4月28日起，中电剧团在银社上演《不夜天》，……陈鲤庭导演，路曦、齐衡、郑敏、严皇、张雁等演出。”(11)当年6月，《不夜天》由重庆美学出版社出版，署名“西渭”。从时间上推算，李健吾将《金小玉》改写为《不夜天》大概是在1944年末至1945年4月间，并不是在他接受日本宪兵队的审问、拷打之后，但将同一部作品改写为《金小玉》和《不夜天》两个版本，并分别在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和大后方出版，这一文学行为本身便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学界此前的研究集中关注《金小玉》对《托斯卡》的跨文化改译，即相对于原著而言，李健吾的《金小玉》做出了怎样的改写、及为何作此改动。却忽视了《不夜天》这一版本在《金小玉》的基础上，亦有较大范围的调整。(12)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以具象展示抗战时期沦陷区与大后方在言说空间与言说方式上的巨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