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12.017 1926年8月到1927年10月，鲁迅在南方度过了一段“漂流”的岁月。这一年多的经历使他体验了革命，并目睹了“血的事实”。这段革命“漂流”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①不过，在鲁迅观察南方局势的同时，他也正被南方的青年所观察。青年对鲁迅的“观察”“追捧”与“模仿”，与鲁迅的南方体验共同构成了知识分子切入革命的完整视角。怀着“造一条战线”的目的来到广州的鲁迅，却在言论上保持了沉默，其小说家的身份也陡然为“时代战士”所取代；当广州舆论欢迎着鲁迅继续“思想革命”时，阿Q的故事却在知识青年中拥有了新的阐释，这显示出国民革命时期的复杂语境。 据欧阳山回忆，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以后，学生们曾对他的创作发起争论。对于其与黑暗势力的斗争性，大家都是意见一致的，但他的革命文学是不是“只针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而能不能代表中国大革命的趋势和要求”，②却成为大家的争论重点。诞生于国民革命期间的《阿Q剧本》，似乎对此作出了隔空的解答。此间知识青年对鲁迅的观察与理解，对革命和自我的认知，显示出一股新的时代风向，也暗示着新文学将在这一历史语境中产生新的流变。 一、《阿Q正传》的改编与“误读” 1927年初，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学生陈梦韶在征得其同意后，将《阿Q正传》改编成了话剧，并于1928年4月在厦门双十中学演出，1931年由上海华通书局出版。这是《阿Q正传》第一次被改编为剧本。从作者的回忆来看，该剧本酝酿于1927年初，正值国民革命的高潮期。剧本很忠实于原著，改编者表示因为原著已表达得很好，自己没有再进行加工的必要。尽管如此，除了体裁转换而进行的必要变动外，剧本在场景选取和人物对话中仍出现了一些较大的改动。总的来说，在大体保留小说的原有架构和重点场景外，改动主要出现在对改编者所认为的重要场景的扩充以及对次要情节的舍弃。这种改编包含着作者自己对于阿Q故事的理解，展现了一种全新的视角。重要场景的扩充主要是对人物对话的改写，最明显的一处出现在阿Q求爱失败丢了工作后，去尼姑庵偷萝卜那一幕。改编者设计了一场阿Q与“男汉”的对话。 男汉：(苦笑)咳，看到这世情，我们穷人生下来真无用的！ 阿Q：(吸旱烟)…… 男汉：他们有钱的人，有了大太太，还要买小的。咱们穷人，连一个女用人也不配和她谈恋爱。这种不平的事，真是莫名其妙！ 阿Q：那小孤孀也不见得比我阔气，比我不穷，亏她也会闹出这有趣的玩意儿来。③ 在改编者看来，阿Q进城的缘由在原著里过于简略，其内涵很有展开的必要，于是安排了“男汉”上场，这个角色的出现一是为了“使阿Q稍吐胸中不平之气”，一则为阿Q的进城作出说明。这场对话的重点落在富人与穷人的对比，正是在这种对比带来的“不平”之中，阿Q想要讨生活找回自己的尊严，于是才有了“上城”的打算。同样的处理手法也出现在“恋爱的悲剧”这一幕上。在原著中，阿Q和吴妈的对话并不在同一频道，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别有心思的阿Q与不明就里的吴妈恰巧处于同一空间，真正的“对话”开始于阿Q的那句“我和你困觉”，并立刻结束。在剧本中，这场对话则变成了真正有内容和指向的交流，原著里赵太爷娶小老婆的话题只作为引导阿Q想要“困觉”的导火索出现，在剧本中，却成为阿Q和吴妈交流的重点，同样指向了“有钱人可以娶小老婆，穷人连一个也娶不起”这个话题。这种安排的一再出现，显示出改编者的有意为之。对次要场景的舍弃则主要体现在改编者对“不准革命”这一情节的省略。拿着“哭丧棒”、挂着“银桃子”的“假洋鬼子”被删去了，同时被删去的，还有把“革命”理解为“想要什么就是什么”的阿Q。删除了这一章节以后，阿Q的死则是因为“我想造反”的说辞，他的确是为革命而殉道了。这一系列改编如果据陈梦韶自陈，是为了“含蓄”起见，那么可以认为，阿Q走向革命的过程被改编者进行了重新诠释。 《阿Q剧本》的卷首文《写在剧本之前》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献，它不仅从作者的立场对自己的改编作了解释说明，同时也站在读者的角度对《阿Q正传》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在对阿Q这个人物定性时，作者这样写道：“知道阿Q的人，说他是忠诚的劳动者；不知道阿Q的人，说他是偷窃的无赖。知道阿Q的人，说他是具有‘人类性’的孤独者；不知道阿Q的人，说他是猥亵的东西。知道阿Q的人，说他是人间冤屈的无告者；不知道阿Q的人，说他是该死的乱臣贼子。”④对阿Q的这些描述——“忠诚的劳动者”“具有‘人类性’的孤独者”“无告者”——指向改编者心目中的阿Q形象，一个“无产阶级和无智识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剧本的主旨，即在表现这样一个人物如何“为这形成他的社会环境而牺牲了自己”。⑤环境的险恶冷酷与主人公的冤屈无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农民单纯的复仇想法则被具化为“贫富对立”带来的不平。 二、阿Q“误读”背后的历史语境 1921年，《阿Q正传》刚在《晨报副刊》连载时就引起了一些争议，其中赞誉之声几乎都来自于报纸编辑和文学评论家。从当时报载的一位读者来信看，这篇小说在普通读者眼中未必那么优秀，甚至因笔触“太锋芒”而“稍伤真实”，对此，时任编辑的沈雁冰在回应中予以反驳，认为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⑥小说连载完结不久，周作人发表了对《阿Q正传》的评论，这篇评论与沈雁冰的回应比起来，更像专业人士在对普通读者介绍应该如何品评新文学作品。⑦以周作人在新文学领域的影响力，这样的评价显然有助于提升《阿Q正传》在一般读者中的接受度。此后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阿Q正传》的称赞进一步确立了鲁迅在新文学创作领域的地位。⑧正是在这些精英读者的“导读”下，《阿Q正传》逐渐拥有了定性的评价：这是一部刻画中国国民性的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