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9)06-0001-13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9.06.001 在五四时期，关于文明①复兴问题，中国知识者主要持三种立场：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力主全盘西化，服膺欧洲中心主义的普遍文明论；梁启超、杜亚泉等人在“一战”后展开西方文明批判，希望通过中西调和生成世界新文明；辜鸿铭、梁漱溟等传统主义者则决意“归宗儒家”②，主张中国文化、文明的世界化。一方面，三种立场之间构成强烈的对抗性，尽显五四文明论的多元面向；另一方面，通过文化运动复兴文明，又是不同知识者的共识。实际上，不能把五四知识者复兴中国文明的历史实践，仅仅置于中国这一区域文明背景中来理解，而是应该将之置于全球现代性——人类文明“第二轴心期”的世界史视野中进行考察。与人类文明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第一次崛起的轴心期一样，以14-17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为起点的现代文明，则构成人类历史上的第二轴心期。这个时代再一次将人类历史一分为二，结束数千年来相互隔绝的古代文明，建立了真正世界性的现代文明。仅就普遍化、全球化、一体化的程度来看，现代文明才真正堪称是一个轴心期文明。即便如此，按照雅斯贝斯的论述，这个被称为现代的“第二轴心期”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飞越时代一样，不过是对于轴心期的革命性复归。③据此言之，中国现代转型不仅是一个参与建构第二轴心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批判性地复归轴心期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回应西方文明冲击的现代性进程，也是一个中华文明复兴的反现代性进程。革命与复古、世界化与本土化、全盘西化与归宗儒家、评判的态度与永恒的复归，构成20世纪中国文明复兴运动的复合面向，并突出体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文明的冲突与现代中国 自晚清到五四的中国现代转型，大体上是一由外及内、从器物到文化、从局部到总体的变革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高峰。以文化运动推动社会变革的五四现代性设计，其实是一个以思想文化为方法“再造文明”⑤的总体性变革方案。文化革命之所以风靡一时并后续有继，是因为相对于客观具体的器物、制度，内涵含混、界限模糊的文化，似乎更具历史统合性、主观整体性及抽象涵盖性，故而以文化为方法的革命，被认为是能够带来由内及外、辐射全局的总体性革命。 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激进主义者陈独秀，还是传统主义者梁漱溟，都极为肯定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意义。双方一致认为，唯有在伦理、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改革，中国问题才能获得根本解决。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陈独秀历数自明朝中叶到民国初年的中国国民觉悟史，认为这是一个从器物到思想、从学术到伦理的觉悟进程：至“今兹之役，可谓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吾曰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⑤。梁漱溟非常认同陈独秀的判断，极力称赞新文化运动的开创性意义，认为提倡思想文化改革，是开一代风气之举：“陈先生在他所作的《吾人之最后觉悟》(原文如此，引者注)一文中以为种种改革通用不着，现在觉得最根本的在伦理思想。对此种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则所有改革皆无效用。到了这时才发现了西方化的根本的所在，中国不单火炮、铁甲、声、光、化、电、政治制度不及西方，乃至道德都不对的！……陈先生很能认清其不同，并且见到西方化是整个的东西，不能枝枝节节零碎来看！这时候因为有此种觉悟，大家提倡此时最应做的莫过于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经他们几位提倡了四五年，将风气开辟，于是大家都以为现在最要紧的是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不是政治的问题。”梁漱溟进一步认为，中国现代转型到达伦理、思想、文化这个层面，已经涉及不能回避的根本性问题：“西方化对于东方化，是否要连根拔掉？”“此时问到根本，正是要下解决的时候，非有此种解决，中国民族不会打出一条活路来！”⑥ 面对这个根本问题，包括激进、保守两个方面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展示了中国现代转型的最新面向：在转向内在、文化革命的同时，又趋向实现全面、整体的革命，全盘西化论与归宗儒家论的出现，就是彼此对立的两个文化革命总体论策略。陈独秀建构起一个西方化、现代化在中国逐渐展开的历史叙事，最终指向西方文明在中国的全面实现，中国现代历史就是一个汇入西方文明的历史，世界史就是西方文明世界化的历史。梁漱溟则建立一个中国文化翻身的必然性论述，中国文化最终会完成对于西方文化的全面取代，现代中国历史将是一个中国文化普遍化、世界化的历史，世界史就是中国史。二者皆想象了一个没有“他者”的一元文明图景，而历史将在这个总体性世界中走向终结。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现代性设计，建立在两种假定的基础之上：一个是西方中心论，中国现代性是对于西方现代文明冲击的反应；另一个是现代中心论，即在旧/新、古/今的线性逻辑中确立现代的合法性。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经典现代性认识的代表。不过，这种非新即旧、非今即古的激进主义立场，是通过一种激烈抗辩的姿态来确立的，他们对于儒家中国的全面反动，恰恰显示出现代性不是建立在传统失落的基础上，而是形成于跟传统的对抗中。传统的衰落、消失，不是现代的胜利，而是现代的失败。陈独秀、胡适之西方中心、现代中心的全盘西化论，是建立在文明冲突基础上的一元现代性论述，预设一个现代与传统之间在时间脉络中的冲突状况，是确立现代性之历史合法性的基础。在有关现代文明的论述中，陈独秀建立起一个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并存的世界状况，但是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从与西方文明并存的空间结构，转换为古今发展的线性时间性结构，彼此共存、互相影响的东西方文明，变成西方文明风靡亚细亚的单向扩张。现代性就变成西方文明的冲击与东方世界的反应的过程，并消除了来自中国、印度对于现代性的文化抵抗。⑦实际上，全盘西化的激进态度，恰恰显示出全球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其合法性只能确立于东西古今新旧的冲突中。没有对来自东方、传统的挑战的回应，现代文明无从确立自身的合历史性。也就是说，为了确保自己之空前的“现代性”，现代不得不时刻发明出需要否定的传统，这个被否定的传统甚至也包括现代自身。对于辜鸿铭、梁漱溟等中国传统主义者而言，他们立足儒家文明对抗西方文明的主体性立场更为明确，然而他们并非以“归宗儒家”为目的，而是试图在与西方文明的对抗中确立儒家文明的普遍性与现代性。梁漱溟的中国文化翻身论，奠基于东西文化冲突之上，即要在西方文明奠定世界霸权的状况下，试图创造出一个东西文化对垒的局面，其根本问题指向不是东方文化废不废绝、保存不保存的问题，而是东方文化能不能历史复兴，并能够像西方文化一样普遍化、世界化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