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年间,“人民性”(“阶级性”)、“民族国家”和“现代性”是学术界先后用来解读当代文学历史的不同的总体性范畴。由于“现代性”自身的多维构成及其包容性和含混性,特别是中西语境的历史性差异,自1980年代到今天,该理论既为大陆思想界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提供了多重的视角和丰富的灵感,成为进入当代文学的一种重要而有效的认识角度,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分歧与论争,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将当代文学带入日益开阔而具纵深感的历史文化视野之中。比如说,因为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文学实践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的写作文本,以及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机制下所产生的新的现实与文化形态,反思“现代性”的思潮曾经在1990年代的大陆知识界勃然兴起,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一些学者也借助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西方时兴理论,在对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与文学进行命名和阐释的同时,明确以“现代性话语终结论”宣告“后新时期”的到来;而另一些学者则借鉴哈贝马斯和詹姆森对德国现代历史的研究结论,以“未完成的现代性”之说强调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认为与西方的已经获得充分发展的“现代性”不同,“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尚任重道远;而正是因为文化启蒙和现代性发展的滞后,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呈现出“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并未消除的“前现代性”因素同时并存的特殊现实。“因此,反启蒙,反寓言,反宏大叙事的现代性终结话语,并不能终结当代文学的现代性。”①而且这种“未完成的现代性”不仅广泛存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领域,同时也构成“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思想难题。② 如果说,发生于1990年代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现代性话语终结论”与“未完成的现代性”之争促进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现实的及时反应和把握,那么,发端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反现代的现代性”观点则因为将中国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现代性视野之中重新进行考察和评价,并且全面质疑和挑战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的历史观和文学叙事,从而引发了大陆知识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激烈论争与对立。而单纯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看,“反现代的现代性”观点一方面有力地解构了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思潮所形成的“启蒙”/“救亡”、“现代”/“传统”、“文明”/“愚昧”等二元对立的“断裂论”历史叙事,指出了“救亡”“革命”的现代性,揭示了个人本位意识与民族国家意识、个人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启蒙运动中的合体共生,使得“当代”“当代文学”忽然成为非本质化、非凝定的概念与对象,并且以更为丰富的“现代性”视野重新打开了一度被“新启蒙主义”的文学史研究范式所回避的“禁区”与盲点;但是在另一方面,因为“反现代的现代性”概念最初是由西方左派理论家提出,有其特殊的西方语境、问题意识和抽象性质,并且包含对中国当代历史经验和实践活动的某种误读,故而在其经过跨文化旅行来到中国之后,难免出现脱离中国当代的具体语境和国人切身的经验感受、回避和掩饰部分历史事实与真相的问题,一时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严重的波动和不适”,“并对刚刚由‘新启蒙’运动所形成的相对统一批判的观点产生掀毁式的效应”③。而受其影响,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也相应出现以论代史,以思想史研究代替文学史研究,偏离文学自身的特殊性、中介性及其相应独立的标准尺度,而以改革前的阶级论思维臧否文学的现象。 当然,人类的进化总是在各种试错和误读中进行的。尽管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围绕“现代性”的问题聚讼纷纭,但它所掀起的头脑风暴却深化了人们对当代中国及其文学之独特性和复杂性的认识与思考。而且随着“现代性”理论资源的不断引入和讨论的渐趋深化,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不少的学者倾向立足于文学本身,以社会层面的启蒙现代性——革命现代性与文化层面的审美现代性的二分来考察辨析当代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认同当代中国文学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之间相互激励推动的关系等④,这些都证明了“现代性”理论对于人们理解和把握当代文学历史与现状的极大效能。 虽然如上所述,“现代性”理论帮助文学研究界对于当代中国文学获得了更为丰富和辩证的认识与理解,但是由于现代性的概念本身就极具争议性,充满悖论、分裂、自相矛盾和冲突,人们对它的解释也是千差万别,现代性的问题更是无所不包,因此,如果简单地使用“现代性”的概念,并且将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模式作为一种价值诉求本质化,而忽视其本身内蕴的深刻危机,则在政治上、文化上都是相当危险的。所以,无论是其在当代文学中的丰富而具体的实践展开,还是作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视野或视角,现代性本身又是必须问题化的,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检测与反思。 众所周知,“现代性”的发生与展开实际是人类精神不断下行的世俗化过程。故此,在现代哲学的视野中,有第一次现代性与第二次现代性之分。根据国内著名哲人张志扬的梳理,相对用神义作为现世制度与人心秩序的正当性根据的“神义论”而言,第一次现代性就是“去魅”神义正当性转而人性“合理化”的“人义论”。由此奠定了现代性的基本前提。若以结构性的思想形态为标志,那么,英国工业革命下的“感觉主义”、法国政治革命下的“启蒙理性”、德国思想革命下的“先验论”,可看作第一次现代性的开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用人自身的实存或属性作为现世制度与人心秩序的合理性根据。对此,张志扬在一张图表中非常简明地列举了两次现代性所分别依据的人自身的实存或属性,如依据感觉(反映论/经验论/怀疑论)、依据理性(自我论/先验论/精神论)、依据劳动(辨证/历史唯物论)[中国切入点]、依据意志(意志论)(“上帝死了”)、依据效用(实用主义)、依据意识(意识现象学)、依据无意识(性/话语/希望)、依据情绪(生存现象学)、依据身体(身体现象学)……张志扬认为,人“依据理性”所建立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可以说是神义论的人本化或人义论的神本化,黑格尔哲学(依据理性)与马克思主义(依据理性化劳动)可看作其最高形式;人“依据身体”所建立的现代感觉主义则是对意义超世性的全面造反;但无论如何,“人义论”依据人自身,此乃“现代性”不同于古典性或传统性而谓之“现代性”的前提和条件。然而,自19世纪末尼采开始,超验的本体论价值颠覆了,偶发机缘的自我表现或自我创造成为主要趋势,为向第二次现代性(依据语言)转化准备了条件。张志扬且把现代的叙事危机所导致的同一的合法性亏空(“发现真理”的神话破灭)和分化的合法性泛滥(“自我创造”的合法性)称作“现代性危机”的两重意义。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