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新闻报》抗日形象塑造研究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9)06-0121-(08)

       DOI:10.13852/J.CNKI.JSHNU.2019.06.013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矛盾激化，社会各界人士共赴国难，民众抗日动员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议题。在这一历史巨变的关口，《新闻报》作为一份上海有着重要影响的商业报纸，如何凸显抗日形象塑造和舆论宣传，既是媒介舆论的职责，也是报馆的生存策略。“九一八”事件发生的几天后，《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的主编严独鹤发表《为抗日救国敬告本林同志》一文，宣布副刊《快活林》向社会大众开放。通过设置“抗日同志谈话会”与“救国之声”栏目，登载读者抗战救国的感受和建议。①《新闻报》设置“民族主义”议题，诚邀社会各界发来抗战建言，一方面是《新闻报》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另一方面《新闻报》借助读者的抗战建言塑造自身的抗日形象。

       既往关于《新闻报》的研究中，主要从报刊史与新文化史的角度对《新闻报》展开探讨，前者梳理《新闻报》的创刊与发展的过程，后者研究《新闻报》副刊或广告对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影响。②

       本文以《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为研究中心，从主编严独鹤的副刊编辑策略、马占山英雄形象的塑造以及宣传抵制日货几个方面，对《新闻报》的抗日形象塑造问题展开研究，从社会史角度对抗日战争初期《新闻报》抗日形象塑造及其意义进行新的阐释。

       一、严独鹤副刊编辑策略

       严独鹤(1889-1968)，浙江桐乡人，③民国时期新闻界著名的报人，1914年进入《新闻报》编辑副刊《快活林》(后改为《新园林》)，近三十年赢得赫赫声名。④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难之际，在全国抗日情绪感染之下，他在副刊《快活林》上宣传个人的抗日主张，以“平民化”的副刊定位促进编读互动，邀请社会名流来函助力报馆抗日舆论，通过多种方式塑造抗日形象。

       1.宣传个人抗日立场

       严独鹤作为《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其个人言行与报馆形象有所关联，其抗日立场一定程度代表着《新闻报》的办报方针。为此，他注意言行与修为，在《快活林》中的“谈话”栏目表达个人抗日主张。“谈话”栏目是严独鹤在副刊《快活林》上创办的言论栏目，严独鹤在此连续发表七篇《病中杂感》，表达坚强的抗日立场，提示国人不仅要有抗日的决心与身体素质，及时清除土匪⑤、重视国家强健⑥才是抗日的本质。从《病中杂感》系列文章可见，严独鹤养病期间精神富足，对治病与救国产生联想。文章道理浅显，不能对拯救国势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言论通过传播也有着一定的舆论效应，严独鹤将身体与国家进行串联，传递一种救国心切的讯息，也表达了《新闻报》的抗日立场。

       2.平民化的副刊定位

       建立读者与报纸亲密互动关系有助于报纸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严独鹤对此进行了有目的、有策略的选稿，坚持读者至上的编辑策略，将副刊《快活林》定位于平民化层面。

       其一，广开言路，鼓励市民与报馆互动。从读者来函要求看，“抗日同志谈话会”栏目希望读者发表有见地的抗日办法，“救国之声”栏目则表示希望能够收到激励民众一同抗日的文艺作品，两个栏目都要求文章篇幅以短、隽为适。来函能够用简洁的语言，清楚地表达意见即可，一般民众均能参与其中。“救国之声”栏目则对文章体裁有所要求，这是一个有文学积淀的市民群体彰显自我的平台。严独鹤兼容并包的栏目定位，为两个读者来函栏目吸引了多层次的市民群体，开拓了市民表达爱国热情的阵地。

       其二，关注底层社会，塑造报纸关怀社会的形象。从来函特色看，严独鹤甄选文章关注底层群众。通过民众的视角，记录平民百姓在国难时期的爱国行动及其态度转变。如在《记一个小贩之爱国》一文中，报道一个名为邱福堂的老者，以卖东洋儿童玩具为生，被街坊邻居称呼为“老东洋”。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转为卖报，并不再乐于听到“老东洋”的称呼。⑦类似读者来函有很多，通过聚焦普通人的抗日行动与心态转变，表现《新闻报》对社会的关注，营造积极的抗日氛围。

       其三，甄选操作性强的抗日建议，发挥《新闻报》对市民抗日实践的价值。在所刊发的读者来函中，严独鹤倾向于甄选公共性强的读者来函，方便读者实施具体的抗日办法。譬如：抵制日货主题，选取的文章并非鼓吹对日经济制裁空洞的口号呐喊，而是侧重于推介可替代日货的国货，使抵制日货的理念能够落到实处。在《抗日声中之制纸原料问题》一文中，为抵制日货，为国人介绍造纸原料的解决办法，推介江南制纸公司出品的江南毛边纸及江南连史纸，为解决国人对洋纸的依赖提供具体的参考意见。⑧《抵制声中之国产毛织事业》中，介绍沪商刘鸿生创办的章华毛织厂，宣传该厂所生产的毛织品与舶来品毫无差异。⑨文章在提升国民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也向市民推介了章华毛织厂。又有《救济煤荒与提倡国煤》一文，提示国人不能放弃东北煤矿资源利权的争取，同时要放眼全国，关注各省市的煤矿资源状况，积极开发能够利用的煤矿资源。⑩上述读者来函在传播国货新知方面不遗余力，很好地发挥着媒介舆论的传播效应。

       其四，严独鹤以读者至上的编辑策略，拉近市民与《新闻报》报馆的距离，以平民化的笔调传播民族主义精神。在《舍身为国的正当途径》中，讨论财政邮税警排长康宝淼自杀一事。他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为国家换得一种相当的益处，(11)他不赞成这毫无意义的死亡。又在《可敬的营长》中，讨论一营长因不愿签署日本人提供的凭据而饮弹自尽一事，严独鹤反复夸赞他是好军人、好男儿。认为他是为国牺牲。(12)严独鹤借助《新闻报》大众媒介工具，发表相关言论，传递国家至上的价值观，看似不符合人本主义，但在抗日时代大背景下，为受众传播民族主义、国家利益等价值观，以一些通俗易懂的小人物故事帮助市民判断情绪宣泄与生命价值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孰轻孰重。严独鹤这种平民化定位既拉近了读者与报纸之间的距离，又潜移默化地发挥了报刊媒介的传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