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钟嵘《诗品》而下，古今论五言诗者多矣。或考其源流，或论其体制，或辨其风格，或述其演变。文章著作虽汗牛充栋，然诚如钱志熙先生所言，“至于五言为什么会取代四言与骚体而成为正体，关于这个重要问题几乎历来没有认真地探讨过”①。本文所论亦不过冰山一角，主要关注魏晋南朝四言与五言在文体功能方面此消彼长等问题，暂不涉及骚体。众所周知，四言诗体既可追溯到《诗经》这一经典源头，又在此期不断地寻求新变，也曾涌现出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一些杰出诗人。其诗坛地位最终被新兴的五言诗体所取代必然是个漫长的过程，绝不可能如某些论者所云完成于建安时期。五言诗体能在此期由俗而雅、蔚为大观，主要得益于其文体功能的不断丰富。通过对《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等六代正史引五言诗的归纳分析，可为此种拓展演进觅得一些具体例证。美国学者韦勒克(Rene Wellek)认为，“当某一文学作品成功地发挥其作用时，快感与有用性这两个基调不应该简单地共存，而应该交汇在一起”②。齐梁之际，五言诗创作才能被视为一种新兴的文化资本，不仅被运用于“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等场合，更是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快感”与“有用性”得以交汇共存，成为彼时士大夫身份与才华的文化象征。 一、问题的提出 钟嵘《诗品》专论汉魏六朝五言诗，对后世诗歌批评与诗歌史建构影响深远。《诗品序》在论述完建安诗坛的空前盛况之后，紧接着就说：“尔后凌迟式微，迄于有晋。”③有意思的是，钟嵘建构早期五言诗史的时候，并未提及或者说是有意回避了正始年间(240-249年)五言诗的创作情况。又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摽焉。”④按刘彦和于正始诗坛虽标举嵇、阮二公，然似并非专指其五言诗而论。事实上，嵇康诗歌创作更长于四言体，而阮籍亦有四言咏怀诗13首传世。“人才实盛”的西晋诗坛，诗歌创作风格发生较大变化，且存在一种明显的雅化现象。其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四言诗创作的再度兴盛。⑤葛晓音先生将之形容为：“西晋诗中长篇四言泛滥成灾，上至庙堂雅乐歌辞，下至应酬赠答，无不典重奥博，僵死板滞……”⑥此类四言诗在艺术价值方面或许有所欠缺，然在数量上却颇为可观，最终成为诗歌史上不容忽视的创作潮流。 此外，逯钦立先生还曾注意到西晋诗坛的一个有趣现象。其所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在西晋傅玄《又答程晓诗》(此为五言)后下按语云：“晋人于宴赠答等诗篇，率四言、五言并作，已属其时风习。此篇与前四言，《类聚》以序并列，皆歌颂君主之加元服者，知是同题同时之作。”⑦西晋荀勖有《从武帝华林园宴诗》(此为四言)，又有《三月三日从华林园诗》(此为五言)。逯钦立先生亦认为二者为同时之作，“盖一用四言，一用五言也”⑧。此外，诗人潘岳金谷园集会作诗，亦是四言、五言并作。凡此种种似皆可表明，西晋人在创作实践上，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对四言、五言两种文体的选择并无轩轾。然而即便如此，四言作为诗坛正体的观念亦还是深入人心。如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⑨挚虞曾师从大儒皇甫谧，是西晋儒家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今存诗六首，其中五首为四言。据此，则其“雅音之韵，四言为正”之论显非虚言。东晋玄风独盛，诗坛盛宴亦必首推兰亭集会。与会者按规定应兼赋四言和五言各一首，不能者罚酒三斗。参加此次集会者多是王、谢等高门子弟，也是当时社会主流文化群体的代表。启功先生认为，“用四言和五言两种形式，来尝试表现一个相近的主题，这或许就是兰亭诗会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写作规则，也说明晋朝人当时非常关心不同体式诗歌的表现功能”⑩。显然在此群体看来，四言与五言作为两种诗歌体式，“共同承担着精妙玄理的表述与阐发”(11)。由此可见，五言诗体最终代替传统四言诗体并成为诗坛主流样式，绝不会早于东晋时期。 有学者认为五言诗早在建安时期就已完成对四言诗的征服，并倾向于用数据统计的方法来予以自我证明。(12)比如建安诗坛四言、五言诗各占百分之多少，四言所占百分比若小于五言，则由此就可以得出如斯结论。但这种研究方法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魏晋诗歌文本首先由南朝人保存与整理，后者的审美风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前者的存世形态。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如果作品没有直接寻找保存者从而使保存者应合于在作品中发生着的真理，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保存者作品也能成为作品”(13)。换句话说，作品要是没有合格的保存者，被创作的东西也将不复存在。此种理念与中国古代文人对著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汉书，司马迁传》)的心理期待可谓不谋而合。南朝文人士大夫事实上并不甚重视四言诗体的创作，或者说创作四言诗并不被社会舆论认为是一种值得仰慕的文化身份的标识。钟嵘曾声称齐梁时期的四言诗体“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诗品序》)。在此情形下，由于文学审美观念的转变，必然会有许多魏晋四言诗作品亡佚于诗歌文献的整理与流传过程之中。但也正是在南朝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尤其是齐梁之际，五言诗创作已是士俗竞逐、蔚然成风。可以说当时整个诗坛，完全为五言诗创作之风所笼罩。诚如萧子显所言，“五言之制，独秀众品”(《南齐书·文学传论》)。此观点在南朝史乘中还有多种间接的表达方式，如《南齐书·谢朓传》云： 朓善草隶，长五言诗。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14) 又《南齐书·陆厥传》云： 厥少有风概，好属文，五言诗体甚新变。(15) 又《梁书·昭明太子传》： (撰)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16) 又《梁书·刘孝先传》云： 兄弟并善五言诗，见重于世。(17) 又《梁书·伏梃传》云： 为五言诗，善効谢康乐体。父友人乐安任昉深相叹异，常曰：“此子日下无双。”(18) 又《陈书·张正见传》云： 有集十四卷，其五言诗尤善，大行于世。(19) 又《陈书·阴铿传》云： 博涉史传，尤善五言诗，为当时所重。(20) 正如上文所论，如果单就诗歌体式而言，那么五言诗对四言诗的征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作为经典样式的四言诗为寻求发展，也在不断秉持时代风气而进行自我变革，如曹操、嵇康等人的四言诗创作，可谓独具特色。但少数文化精英的努力并不能改变整个四言诗体创作趋于僵化的迹象，因此总体变革结果并不理想。其间原因，前人似已有公允之论。如清初王夫之《古诗评选》云：“四言诗《三百篇》在前，非相沿袭，则受彼压抑。”(21)又清代沈德潜《说诗晬语》亦云：“四言诗缔造良难，于《三百篇》太离不得，太肖不得。太离则失其源，太肖只袭其貌也。”(22)王、沈二人所言颇有见地，但他们只看到了作为经典样式的《诗经》四言体对后世四言诗的影响结果，而未言及具体的影响过程。对于四言诗自身的变革以及走向失败的过程，葛晓音先生指出：“汉魏到两晋长达四百年的重构体式的探索中，实字四言所找到的新句序主要是与二二节奏最相配的对偶及排比句的连缀。对偶的单调性和高密度造成了使用单音节虚字和连接词的困难，使四言最适合于需要罗列堆砌的内容，自然就成为颂圣述德应酬说理之首选。于是，向《诗经》的风诗和《小雅》寻求减少对偶、自然承接的句式，就成为必然趋势……而陶渊明复归《诗经》体的成功，却说明实字四言重构体式的失败。”(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