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12-0147-05 关于穀梁子师承的说法，目前可见最早的文献来源有两处：一是《风俗通义》：“穀梁名赤，子夏门人。”①一是唐人杨士勋为东晋范宁《春秋穀梁传注疏》所作的序，其序称：“穀梁子，名俶，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穀梁传》。”两处文献均认为穀梁子师承自子夏，学界对于这一说法讨论不多。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曾说中国古人“崇古保守之念太重”，多喜欢托古以自重，“孔子托诸尧、舜，墨翟托诸大禹，老子托诸黄帝，许行托诸神农，自余百家，莫不如是”②。笔者以此观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颇有可辨之处。 如果穀梁子“受经于子夏”的说法可靠，则穀梁子所作《春秋穀梁传》传递的就是子夏的“春秋”观，性质当与《论语》相似。穀梁子在成书过程中更多的是对子夏讲经内容进行整理与转述，完成从“口口相传”到“书于竹帛”的工作。如果穀梁子“受经于子夏”的说法有误，则穀梁子所作《春秋穀梁传》传递的就是穀梁子的“春秋”观，性质当与《左传》相似，穀梁子在成书过程中更多原创性的思考与书写。笔者拟通过考察现存文献关于《穀梁传》师承的记载与《穀梁传》文献本身的内容与特点两个方面来考察穀梁子“受经于子夏”的说法可信与否。 一、从文献源流看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不可信 关于《穀梁传》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儒林传》：“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③这里第一次将《穀梁春秋》区别于《春秋》，在此之前谈论《春秋》的流传时均未提及传授流派，并未区别为“公羊”或是“穀梁”，而是云：“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④可见，在《史记》记载瑕丘江生之前，“春秋学”尚处在混沌、朦胧阶段，虽各有经师讲学，但区别并不明显。《穀梁传》区别于其他《春秋》解读之法独立为一家，是汉初之事。 《汉书·艺文志》云：“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⑤此外，何休《公羊传序》也写道：“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转违戾者……不可胜记也。”⑥这些记载说明，孔子殁后，讲述春秋大义者莫衷一是，各有其言，无所谓正统，穀梁子恐也只是其中之一。 《汉书·儒林传》中对于《穀梁春秋》源流的记载更加丰富：“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卒用董生。”⑦班固将《穀梁传》的传授上溯至申公，据《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帝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⑧申公曾与楚元王刘交同学《诗》于浮丘伯，而浮丘伯又是荀子门人。从《汉书》与《史记》的记载，最多能确定《穀梁传》的授受可以追溯到申公。对于申公，能确定的只是他的《诗》学来自浮丘伯，至于其《春秋》学师承何处并无明确记载，更遑论上溯至荀子乃至子夏。 从文献记载来看，“穀梁学”的早期授受情况如下：西汉太史公记载《穀梁传》传自瑕丘江生，东汉班固将《穀梁传》的传授由瑕丘江生上溯至申公，唐代杨士勋又从申公上溯至子夏。从“穀梁学”的早期授受源流来看，时代越往后将《穀梁传》的学术渊源向前追溯的时代越久远，主观人为的因素较为明显，颇有历史的层累之意。依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来说明《穀梁传》是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而来是远远不够的，也就很难说它源自子夏。 二、从《穀梁传》的叙事解经逻辑看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不可信 《穀梁传》解经以议论为主，兼以叙事。其中以事解经35条，通过对这35条的考察，我们认为，穀梁子将《春秋》视为蕴含微言大义的经典，而不是将其作为史实，穀梁子以事解经的逻辑是，“因为《春秋》是如此书写的，所以事情一定是如此发生”⑨。在《穀梁传》的叙事解经逻辑中，历史是为阐释经典服务的，史实究竟是什么样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叙事让经典合理化。在叙事解经过程中，作者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准和明确的态度倾向，对于史料的运用是有选择性的。 例1：僖公四年 [经]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 [传]楚无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来会桓，成之为大夫也。其不言使，权在屈完也。则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来会诸侯，重之也。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师，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屈完曰：“大国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贡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贡不至，则诺。昭王南征不反，我将问诸江。”⑩ 召陵之盟是僖公四年齐楚两军在陉地从春季对峙到夏季的结果。在《左传·僖公四年》和《史记·齐世家》的相关记载中，齐、楚有两次交涉，第一次交涉的时间是齐军刚开始伐楚时，双方代表为楚国使者与管仲，交涉的内容是齐伐楚的原因，结果是齐国进军；第二次交涉的时间是对峙一季之后，双方代表为屈完与齐桓公，交涉的内容是屈完表明抵抗到底的态度，展示楚国的战略优势，结果是双方和解，立下召陵之盟。此处经文记载的即是第二次交涉的结果。传文对此的解释是《春秋》以“得志”的写法来记录桓公的“得志为仅矣”，然后叙述桓公在双方的交涉中不得志的情况。齐率多国联军，劳师动众讨伐楚国，按《左传》《史记》的说法，双方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博弈是循序渐进、有迹可循的；而按《穀梁传》的说法，齐国尚未试探对方实力，仅凭屈完一次外交交涉便撤军。比较《穀梁传》和《左传》《史记》的事件内容来看，《左传》和《史记》的记载显然更合常理，也更符合史实。《穀梁传》此处的阐释内容是对有关史实进行了适当的整合，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说明桓公的“得志为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