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汉学中国研究本身具有不平衡性。大多数汉学家是以中国社会文化和社会演进历史为本位常量，辅以西方哲学和文论术语等历史变量对中国古代文论展开了其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总体上来讲，汉学的中国研究呈现的是一种马赛克似的整体景观，独体的研究都很深入精彩，针对具体问题研究的成果数量也很可观，但汉学的中国研究者多从一些具体的问题、人物、时期、思想或文本出发进行发掘和探讨，更多时候研究者喜欢专题切入式的把握，因而缺少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研究。一些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和重要事件被忽略，包括道家和禅宗等儒家之外的思想资源及理论主张的研究不够深入，一些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著作更是关注者寥寥。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是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虽然中国文化内在的发展线索十分明显，但对具体的文化观念的理解和把握必然涉及对中国文化、历史、社会、政治与哲学等多方面的宏观把握。然而，大多数汉学家缺乏一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的伦理性、道德性以及内位情性的前见性理解，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建立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全局性认知，对于大多数海外学术传统和文化背景下训练出的汉学家的智力和学术素养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二，中国文化在汉学研究中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西方汉学界关注中国文化的逻辑起点不是中国文化本身，尤其是当代中国研究兴起之后，中国文化成为他们理会中国时必须借鉴的工具，有着很强的实用目的。汉学家更多关注中国文化表象所引发的理论思考，更加强调其产生的文化与社会的特殊性，而非像中国本土研究者一样在理论研究中把文化与社会等存在，并且看作约定俗成。第三，中国文化在国际汉学界处于一种碎裂性接受状况。因为汉学的中国文化研究主要是从碎裂的文化表象所引申出的汉学化的理解，这自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文化研究的系统性。第四，系统性文化观念和著作译介的缺位。目前虽然包括《文心雕龙》之类的中国理论著作都有了英译本，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著作还没有被介绍到英语世界。衍生中国文化的道家、禅宗乃至一些经典儒家著作还没有被注意。有的中国文化著作虽然被译介到了英语世界，但是，或许因为汉学界普遍缺乏对于文化背后掩藏的哲学和伦理观念的深度体会，因此并未引起汉学家所应有的注意。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海外汉学家大多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过西方理论谱系的影响。本土相对封闭的传统话语环境在汉学视域下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时空范围和认知模式都有了较为新颖的界定。在汉学语境中，中国文化自身的部分观念、体系、结构、模式以及结论在某种程度上被刷新甚或质疑。一方面，海外汉学的中国文化研究引领我们走出了传统文论研究的“套板反应”，使我们感知到了中国文化进入古今和中西对话的强大能力;另一方面，海外汉学的中国研究毕竟是以西方学者为主体，从话语领导权来说，汉学家在中国研究中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逐渐构筑起一个隶属于他们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因阐释者的影响正逐渐发生变异。在汉学的影响下，中国认知、中国文化史的版图都将被改写，新的观念、看法、视角必然会给本土文论原有的观念带来冲击。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海外汉学中国文化研究的西学语境和国际化视野，使部分中国文化表述中体现出比较明显的与西方理论谱系的交融与对话特征，中国研究在与西方现代观念的对接与互动方面显得相对自然而顺畅。然而，海外汉学的中国研究自身的中西理论隔阂还是难以避免的。因为虽然汉学研究的内容是关于中国的，但它是发生在域外并且由“外国人”所作的学问，尽管材料、文献都是中国的，但在学术规范和方法上乃至最终的问题意识上，许多海外汉学家难免会从一个“他者”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化。一些以华裔为代表的汉学家在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甚至本位性，在中国研究中保持了比较纯粹的中国式论述，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即便是那些强化中国文化本身的独特性甚至本位性的汉学家，也大多保持了一个“双重”观照视角，引入了十分明显的“他者”意识。因此，要准确把握汉学生态下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向和特征就必须认真理会汉学家的知识谱系对于中国文化的重构功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任何以西方现成的理论直接套用在中国经验之上的努力都不免要沦为削足适履”，虽然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意象主义乃至结构主义等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一些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但在面对海外汉学的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时务必要避免一种无知而乐观的倾向，必须加强对汉学传统和理论语境的进一步深入了解，同时深入修正本土中国文化固步自封的研究状态，然后才能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化对世界的理论研究和文化发展产生积极的正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