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存在着这样两种不同的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蓝图式乌托邦主义(blueprint utopianism)是由描绘未来的模式组成；而激进乌托邦主义(radical utopianism)①则是对业已存在之物的陌生化处理，以期削弱其不可避免的感觉。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的小说《回顾》就是蓝图式乌托邦主义的一个例子，它为未来提供了一个模式。而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的反越战运动则是激进乌托邦主义的一个范例：他们通过1969至1971年间展示在美国各地的一系列海报，引导人们想象战争已经结束，希望人们出于对这种愿景的期盼，而愿意为实现它去努力。 尽管这两种乌托邦主义均依赖于当下与未来之间的批评性关系，但蓝图式乌托邦主义的批评目光更聚焦未来，提供一个人们可能接受或拒绝的模式，而激进乌托邦主义的批评目光则聚焦当下，通过双重“耦合”(articulation)指向他处来揭示此时此地之物，并通过本然与应然之间的差距削弱雷蒙·威廉斯所说的“习惯形式和观念带来的压力”。它开始把当下之必然性陌生化，让人们相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共谋”(complicity)一词于1656年首次出现在英语中，当时的定义是“同意或合伙作恶”(即犯罪的共犯)。到1847年，其含义已扩大到“参与的状态”(即未必具有犯罪意图的共犯)。这两种用法都源自拉丁语“complicare”，意思是“折叠在一起”。借鉴第二种用法，我认为权力依赖于共谋；也就是说，是共谋将我们卷进了此时此刻表面上的必然性之中。但要明确的是，当我使用这个概念时，我并没有想到一种积极的顺从(尽管可能就是这样)；相反，我所想到的是一个基本上无意识的过程：顺从源于对其他选择的无能为力。激进乌托邦主义试图“展现”共谋，使顺从和遵守表现出它们的本意——政治被动性的习得形式。 我将围绕以下五个主题讨论激进乌托邦主义：权力与现实的社会建构、欲望、现实与不可能、人性以及欲望所匮乏之物。 一、权力与现实的社会建构 此间的论述基于“真实”(the real)和“现实”(reality)之间的区别，换言之，真实的实质不是现实，现实是把真实社会秩序化为一种普遍接受的共识，即现实的霸权形式。这样的秩序化总是牵涉到权力的作用。当有人声称激进乌托邦主义“不现实”的时候，是指激进乌托邦主义与现实的这种社会建构形成对比，并对其提出抗辩，而非激进乌托邦主义反对某种绝对的现实。但必须澄清的是，这并不是否认现实世界存在于现实的社会建构之外的所有赋能性、约束性的物质之中，而是坚持真实和现实是根本不同的。一旦我们认识到现实是一种历史上可变的社会结构，那么不现实的指控似乎远不具有决定性和说服力。当然，不现实并不意味着不能实现。 权力的概念化有多种方法，其中特别有影响力的是福柯的“真理体制”(regime of truth)和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概念。尽管它们差异良多，但两者都暗示：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都有关于现实的特定观念和实践，即一种表达真实的特殊方式。 福柯非常明确地论证了权力生产现实。正如他所说：“我们必须断然停止从‘排斥’‘压制’‘审查’‘提炼’‘掩饰’‘隐瞒’等消极的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实际上，权力是生产性的；它生产现实；它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②权力在生产现实的同时，也生产我们赖以为生的“真理”：“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真理体制、真理的‘普通政治学’，即是说，它接受并令其真理般地产生作用的话语类型。”③福柯所说的“真理体制”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但需要被认为是“真实的”。如果它被整个社会接受，它就确立了“真实”的方式并使之合法化。进入“真理体制”就是分享支配性的、被建构的社会现实，并与之达成共谋。 葛兰西利用霸权来描述权力的过程，于其间统治阶级不仅通过武力去统治，而且通过认同来领导，实施他所谓的“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④。霸权涉及一种特定的共识：统治阶级把自己的特殊利益确立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因此，霸权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不断强化支配和从属地位的意义和价值来发挥作用的。正如威廉斯所说： (霸权)是一种实际体验到的意义和价值体系……因此，它为大多数人建构起一种现实感、一种绝对的意义……它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就是一种“文化”，一种不得不被视为特定阶级实际体验到的支配与从属关系的文化。⑤ 在霸权形势下，从属群体似乎是与将自己融入支配性的权力结构的意义和价值共谋的；支配性的权力结构即支配和从属关系，它们一如威廉斯所指出的，似乎就是现实本身。 福柯和威廉斯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权力概念，它们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坚持权力总是生产现实的某种特定建构。为了不越出这一现实，我们必须是现实化(realistic)的：现实化地对待这一点和那一点，最重要的是，现实化地对待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正如卡尔·曼海姆所指出的：“既定社会秩序的代表们将会给所有那些在他们看来原则上永远无法实现的、关于存在的观念，都贴上乌托邦的标签。”⑥虽然这是事实，但并不是说这种有关存在的观念永远不可能实现，而是说它们永远不应该被实现。从既定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总会被描述为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难怪乌托邦被从贬义上用来诱陷和禁锢超越此时此地的思想与实践，并以此来挑战社会之于必然性的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