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214(2019)03-0072-10 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根性的文化载体和传承社区，其所承载的历史景观、传统建筑、文化遗址等物质遗产和生产生活知识、神话传说、宗教信仰、民间艺术、传统节日与礼仪等非物质文化形式，存留了农耕文明时期丰富的文化创造和传统。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背景下，大量村落被拆迁，原住民散入城镇。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原住民进城务工，离乡离土，造成社区空心化。以城镇化为主要标志的传统村落现代化快速发展，虽然为不同群体增加了对话的可能，但是社会文化随之发生剧烈变迁。而在急骤的社会转型期，传统村落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原生态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社区、群体或者个体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结合UNESCO《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凸显的“社区最大限度的参与”，以及“将社区、群体或个人，置于所有保护措施和计划的中心”之原则，①对于依靠口传身授、代际生活传递为主要传承方式的村落文化，留存历史记忆并保护记忆载体是传统村落保护中可行且当行的作为。 一、作为“记忆之场”的传统村落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记忆的载体。传统民居、风俗、信仰、传说、节庆、仪式、手艺、用具、游艺等等，沉淀着远古的文化信息，是一组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因而也成为一个个记忆之场。“记忆之场”理论源于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的集体记忆理论历经二战后数十年之久的沉寂，80年代诺拉给予新的关注和发展，从而使记忆理论研究得到长远的推进。在此基础上，文化学和历史人类学框架下的“文化记忆”研究在德国蓬勃展开，随即，传统节日、民俗文化、口述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研究也与之相勾连，迄今已产生了一系列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记忆之场并非建构历史叙事的两个重要元素——记忆与场所的简单结合，事实上它有物质的、象征的以及功能的三层含义。具体而言，记忆的场所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可以感知的经验对象，又是抽象的创作，记忆的场所既指实际的自然空间中的场所，也可以是象征和仪式。论及记忆与历史的关系时诺拉指出，历史与记忆并不是对等的。他以法兰西历史为例，认为二战之后记忆与历史浑然一体的时代结束了。因为，我们可以感知的历史以及历史的见证人正在消失。他还认为，“这里所说的记忆，是所谓原始而古旧的社会记忆，它表现为一种模式并带有秘密性质，历史则是我们这类社会从过去之中创造出来的，而我们的社会注定要走向遗忘，因为它们处于变迁之中。”② 现代化背景下，传统村落不仅仅是一代代原住民自发传承下来的聚落，更是拥有历史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精神价值的文化遗产。冯骥才用发展的眼光诠释文化遗产的概念，提出“传统村落是与现有两大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不相同的另一类遗产”③。向云驹在论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类型的“文化空间”时也指出，传统村落是文化空间的一个重要来源，并且直观、封闭、完整、形象，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和独特呈现。④一旦被纳入以上语境、具有遗产的属性之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即被置于一个全新的框架。首先，传统村落具有农耕文明遗存的性质，是过往时代的见证，应当遵循保护第一、适当利用的原则，不能随意进行拆迁、改造与开发；其次，以村落为依托传留下来的文化空间与传统生活方式，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折射着民众的心理与诉求，凝聚着千百年来的地域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组成部分，应当被记录、传播、传承；最后，传统村落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是丰富的、多层次的、多义的记忆之场，可以唤起或保护历史记忆。那些有形无形的文化遗产事象，正如诺拉所提到的“博物馆、档案室、公墓、集会、节日、周年纪念日、条约、记录、纪念碑以及朝圣地和社团，它们都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是对永恒的幻想。从怀旧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庄严而令人肃穆的充满敬畏的行为。它们是一个没有习俗社会的风俗；一个被亵渎了的社会淡褪的圣迹；一个被磨光了所有特征的社会中的特殊链接；平均化了的社会里事实的区别，在这个社会里，团体成员的识别记号以及特征都逐渐趋向相同和统一”⑤。 在诺拉提出的概念基础上，作为记忆之场的传统村落具有更加广阔的外延。一方面，传统村落最为直观的表现形式是风格多样的建筑，即物质场所，水乡周庄、同里、西塘表达着浓郁的江南风情，西递、宏村是徽派文化的典型，客家围屋、羌族碉楼、土家族吊脚楼匠心独到。有些地方的传统村落是以独特的风水格局名闻遐迩，如诸葛八卦村、船尾村等，有些地方的传统村落是传奇的历史与建筑相连，如贵州的明代遗民及其屯堡建筑与文化，有些传统村落建筑材质、村落布局独具一格，如侗族的鼓楼、风雨桥，白族的本主庙等。另一方面，传统村落是一个某种意义上超越物质的记忆之场——人的记忆、手艺、思维方式、观念和精神，等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又不可避免地具有物质性，即必须依靠人乃至身体才能够被表现、展演和传承。因此可以说，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便是前文所述“我们可以感知的历史的见证人”。当他们以口述或其他方式呈现具有档案价值的历史记忆时，自身便成为一个个记忆之场。这一富有遗产学色彩的观点，与作为历史学家的诺拉的见解表现出明显的学科差异。然而，又正如诺拉所言，历史与记忆浑然一体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也是曾经在民间生活中活跃着的文化创造成为文化遗产的缘由，它们正在严重萎缩、濒临灭绝。诺拉所追求的记忆之场是另一种历史——当下的与过去保持连续的并由现实的集体所传承的历史，而不是对不在之事重构的历史。⑥因此，在传统农耕文化的历史已然远去的时代，当务之急不是建构历史，而是记录传统文化见证人尚且鲜活的记忆，为后人感知历史留下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