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曾有大批文人出游他国，尔后将自己域外行旅的见闻感受形诸笔墨，由此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旅外游记写作潮流。在所有这些现代旅外游记作品中，博物馆(又称博物院)均成为一个“出镜率”极高的异域存在。古时，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是个人私品，参观也有特殊的身份限制。近代以降，博物馆不再只是简单的“珍品保存库”，而主要以“一般人民之教育娱乐为主眼”，它绝非“古董品之墓地，乃活思想之育种场”，因而馆中陈列品便“不以珍奇为必要之条件，极普通者亦与珍奇者受同等或更在上之欢迎”①。而为了深化博物馆的教育效用，“不独今时之物、内国之品，即传自上古、产自遐方者，亦无不毕集焉”②。如此一来，“俾履其地者，足不必约方隅，时不必更年月，破仅少时间之消闲自在，而天下古今之至伟大珍奇之事物，可以浏览殆尽”③。 落实到中国，早在1897年京师设立中西学堂，聘任美国人差利颠琶总理其事，当时差利颠琶便向李鸿章上书道“今学堂虽有书籍讲求，尚嫌隔膜，不若设一博物院，陈列中外新奇各物，使学徒开其耳目，以资集益”④。此时对博物馆功用的认识还停留在简单的知识教育阶段，之后，这种教育作用则扩大至提升国民精神与构设民族国家意识层面。基于此，1935年5月18日丁文江、胡先骕、沈兼士、傅斯年等人便发起成立了中国博物馆协会，并创办《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该报第一期的《组织中国博物馆协会缘起》的声明中详细阐明了博物馆的三大功用以及组织中国博物馆协会的三大目的。第一，他们认为民族历史上的器物寄托着先民精神，对此加以收藏，则可“使先民之遗迹，永久保存，固有之文化，日新又新”。第二，除了保存古物外，举凡动植矿产民俗人种教育卫生科学工程建筑美术之类，博物馆“均宜兼收并蓄”，如此则可使学子将书本学得的知识拿来进行实地试验，并对一国风俗价值与科学演进“俱能一目了然”，“至于世界各列国国势情形，亦复罗列一室，仰视俯观，不惟知己知彼；且可使爱国家保种族之心，油然而兴。”第三，欧美各国的博物馆，不仅具有保存文物、宣扬知识的功能，还将在殊方异域探险考查所得的物品陈列起来，“供专家之研索，资国防之借镜”。因此，博物馆在静的方面，“可以为文化之保管人，社会教育之良导师”；动的方面，则“可以为国家边陲，筹长治久安之策”。⑤质言之，博物馆广汇各国各时段的有意义之物，时间与空间在此叠加交汇，使其拥有巨大的教育作用，尤其是在民族国家身份的认同与感化方面，影响至深至远。 民国文人钱文选在其《环球日记》自序中有言：“天下事无不待相较而后知。所谓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苟不出户庭，而欲确知天下事，难矣。”⑥总体而言，现代旅外文人出游他国的心态和动机与钱氏之说若合符节，而如前所言，博物馆作为一个浓缩着一国乃至数国历史与现状概貌的空间，正是一个绝佳的“权轻重”“度长短”之所。职是之故，由本国本土去往异地他乡的文人，几乎都会频频游览异域博物馆，并在游览之时反复比照联想起祖国的相关情形。进而，现代文人的异域博物馆观赏之行，便成为他们在故乡与他乡、自我与他者之间进行深入权衡度量的重要时机，最终折射出现代文人繁复深切的身份意识。 一 排他策略与帝国身份维护 号称“天朝上邦”、自诩为“华夏中心”的古代中国，多数时间无暇也不愿“屈尊”关心别国情况，及至清朝末年，坚船利炮的侵袭使得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亡国灭种的危机逼使着中国人开始正视外国的优长。在此情形下，一批文人官僚受清政府派遣来到异国进行实地考察，汇集各国珍宝的博物馆自然而然成为他们的考察重点。按理来说，异域博物馆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奇宝珍品和先进发达的技术设施，这些都应该是晚清旅外文人官僚们震惊与欣羡的对象。然而，实际情形却是为数不少的晚清旅外文人官僚在异域博物馆中发现己胜于人的自豪情形，异域博物馆非但未能使其惊叹并自我反思，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帝国意识和自大心态。 张德彝在参观卜立地集新院(即大英博物馆)时，记载到：“其中新增者，有《大清律》一部，古铜二，仙鹤花瓷帽筒一对，坤履一双……余皆些须之物，无暇细载。”⑦来到异域博物馆，让自己钟爱并录于笔端的竟然是本国的杂物，而别国的事物仅仅是些不值得记录的“些须之物”，这里流露出来的分明是一派人不如己的傲慢情绪。类似的情形在刘锡鸿那里有着更加明晰的显示。刘锡鸿的根本立场是坚决反对把“夷狄之道”“施诸中国”，坚决捍卫“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的封建专制主义。⑧而刘之去欧洲，绝非因他本人有向西方学习的要求，乃是守旧派大臣看中了他的“坚定立场”，希望他对郭嵩焘起牵制作用。所以，刘锡鸿在前往英国时，思想上便做好了对一切“用夷变夏”的尝试都给以迎头痛击的充分准备，恪尽一个大清臣子的职责。与此相应，英国博物馆则成为刘锡鸿“用夏变夷”思想的演练场。大英博物馆在刘锡鸿笔下貌似华美壮观：“地广数百亩，结构数百楹，中央堂室连延，重阁叠架，自颠至趾，层层庋书，金题锦褫，各有鳞次。其陈诸案者，书与图并。”但紧接着这番正面描摹之词的则是一番竭尽全力的自我鼓吹与义正词严的他者数落：“我中国自汉以后，校订群经，立碑太学。至于孟蜀，锓板刊行，天地至文，莫不公诸海内。人第有志稽古，即得取诸坊间，暑诸笈篋而诵之。其资学较优者，复选直禁中，俾尽窥内府之秘藏，周知本朝之掌故。用是名儒辈出，辉映后先，文教诞敷，为遐荒所共尊仰……惟我朝四库，搜罗皆有关学问政治之要，至精至粹，足式万邦。今英人自矜其藏书八十万卷，目录亦六千卷之多，然观其所赠数册，闺阁之绣谱、店窑之图记，得诸中华者，且纂集以成一编。则其琳琅满目，得毋有择焉而不精者乎?是当有以进之。”⑨大英博物馆表面看来富丽堂皇、收藏丰富，但其中所藏的中国书籍却凤毛麟角，而在刘锡鸿看来中国书籍蕴含着宝贵的圣教学问，值得万世共尊仰。因此，大英博物馆的实质颇为“不精”，应该急切加以改进。接着，刘锡鸿写到大英博物大英博物的书院旁藏有图画宝玩及历代玺印之式，他认为英国之所以“博彩旁搜，综万汇而悉备于一庐”，乃是为了“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英人之多方求洗荒陋如此”⑩。前面赞道中国“名儒辈出，辉映后先”，现在贬曰英人仍在“多方求洗荒陋”，我优彼劣的论断在对比审视中显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