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18 一、当代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国主体地位的确认 在《东方学》一书中，萨伊德批评西方的“东方学”实际上是人为建构的一套知识体系，是西方为界定自我而树立的“他者”，并认为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至今仍然统治着西方对东方的“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实践①。这一论断对近年来的跨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史华慈在《作为一个批判性学科的区域研究》中，对萨义德不加区分地将区域研究视为东方主义的直接产物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史华慈认为，萨义德的论断是建立在将“西方”和“东方”视为完全隔离的、不可兼容的整体文化体系这一假设之上，而忽略了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其实都是在相互的交往中不断变动的。区域研究恰恰有助于打破这种文化整体论的假设： 恰恰是以区域为导向的历史学家，能够将自己从僵硬的两极分化中解放出来，既避免非历史的文化主义，也避免在来自西方的整体构造的虚假普遍性中寻求典范的历史进程论。在为其它区域撰写历史时，最终我们可能必须清除目前统治我们话语的范畴，寻求新的命名系统，其中一些甚至可能来自我们正在研究的文化。② 与传统的欧洲汉学相比，美国的中国研究可以说从一开始便是中美学者互动交流的产物。西方的思维模式和学科框架固然无可避免地影响着对中国的研究，但变化同时也在这种交流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着。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批著名的中国学者如胡适、冯友兰、陈寅恪、赵元任、梅光迪、陈荣捷、杨联陞等都曾赴美留学，或留美任教，他们的著述对美国的中国研究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以西方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例，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从一开始便是中西方学术交流的产物。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以西方哲学为模型，而西方学者的研究也深受中国学者影响。如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简史》③和陈荣捷主编的《中国哲学资料选集》④，至今仍然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必备参考书。陈汉生《中国思想的道家理论》便认为，西方的中国哲学研究因过度受到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而忽略了古代中国哲学中的理性因素⑤。直到2009年，比利时学者戴卡琳仍然在抱怨西方的中国哲学研究受胡适等早期中国学者的影响过于严重⑥。 20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的中国研究基本上还是跟随欧洲的脚步，并没有很大的发展。直到费正清受命建立区域研究，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才真正独立地成长起来，成为堪与欧洲汉学相抗衡的学术力量，并最终主导了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在20世纪上半期中美的学术交流当中，费正清是第一个逆向而行，到中国接受国学教育的西方研究学者。此前虽然不少欧洲汉学家也曾到过中国，但其主要目的基本上是收集历史和考古文献，与中国学术界并无交流。因此可以说，与欧洲汉学纯粹建立在少数欧洲人对遥远国度的古怪学术兴趣上不同，美国中国学的建立，是与中美学术文化交流直接相关的。费正清来华求学，标志着中美学术文化交流的一个新阶段。自此而后，美国(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便不再是体现主客关系的“科学”研究。中国人不再单纯作为被研究的对象，而是可以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主体。 与欧洲的汉学家不同，费正清走的是传教士当年的路子。他所开创的中国研究，首次将生活于东亚大陆上、绵延几千年历史的族群视为自己考察的对象，而不仅仅关心在这片土地上发掘出的冷冰冰的考古出土物。费正清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史，由于古汉语文献的阻碍，他对中国的古代文化并没有深入研究。但正如余英时所指出，费正清很早便认识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反溯到中国的文化传统⑦。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虽然被余英时称为“卑之无甚高论”，但他却深刻地意识到现代中国与传统文化之间不可断绝的紧密联系，并试图通过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理解中国的现实和发展。比如，他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便指出，虽然孔子和马克思没有太多的共识，但儒家思想和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却有很多相似之处。“谁要是不懂得一些儒家思想的传统，他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⑧史华慈的成名作《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力排众议，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而不是苏联共产主义的翻版，或许与乃师的敏锐洞见不无关系⑨。 在研究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时，费正清提出了他著名的“冲击—回应”说，成为当时中国研究的范式。这一范式后来虽然遭受了严厉的批评，但还是对中国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前从欧洲传入的汉学只顾翻检故纸堆，视几千年在中国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群如无物。“冲击—回应”模式首次将现代中国纳入西方学术视野，从中西方相互关系的视角看待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化。这意味着将中国文化视为具有主体地位的对话者，而不仅仅是科学考察的对象。这一研究范式由于过度强调西方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而为学界所诟病。随后美国学者相继提出的“传统—现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强调西方的介入对中国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 费正清的学生列文森提出的“传统—现代”模式，继承西方至少自19世纪以来对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偏见，认为东方的国家没有真正的历史进步，有的只是停滞不前的文化。中国的现代化有赖于西方将资本主义观念和生产方式引入中国，从而打破传统的那种稳定僵化的秩序，获得真正的发展和进步。是西方将中国从停滞中拯救出来，推入了正确的历史轨道。列文森的论断自然遭到了不少中外历史学家的批评。如余英时便认为近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只是西方的入侵打断了中国历史的自然进程⑩。余英时的看法与列文森针锋相对，而与“帝国主义”解释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处，虽然更侧重从中国历史内部进行探讨，相对而言更加以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为本位。“帝国主义”模式认为中国近代变革和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所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