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城市史研究的兴起，中国现代都市研究同样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领域。仅以现代都市文化研究而言，以现代上海都市文化为中心的研究更为突出，成果也更为丰硕。诸如李欧梵、彭小妍、陈建华、张英进、杨义、吴福辉、李今等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都曾经在学界引起较大的反响。特别是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把上海作为新都市的范例，深入探究其作为都市和现代性的关系，重绘了上海的文化地图，为上海题材的怀旧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对而言，人们对同一时期另一个城市北京的关注却少得多。陈平原多年前曾经感叹说：“国内外学界以上海为视角，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相对来说，作为800年古都，北京的现代化进程更为艰难，从抵抗、挣扎到追随、突破，其步履蹒跚，更具代表性，也更有研究价值。可惜的是，大有发展潜力的‘北京学’，目前远不及‘上海学’辉煌。”①值得庆幸的是，在一些学者的呼吁下，以民国时期北京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开始逐渐增加，一些极少为人们所关注的领域进入学者的视野。如海外学者董玥的《民国北京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借用“传统的回收”之概念，力图打破传统与现代的简单二元对立模式，综合考量了在北京这个古老帝都的转型和它被塑造成现代中国“文化城市”过程中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力量的交互作用。她更多关注了各色人等在城市中的生活，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的呈现中展示现代城市现实与历史的动态关系。另外，她还对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学中呈现的北京面貌有详尽的描述。台湾学者许慧琦的《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台北学生书局2008年版)重点以消费视角研究迁都后至抗战前的北京历史，全面考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多种因素的互动关系，进而探讨故都的城市发展与演变，诠释了故都所发生的新面貌。此外，美国学者史明正的《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史谦德的《人力车时代的北京：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Strand，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季剑青的《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许纪霖主编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费冬梅的《沙龙：一种新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1917-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陈平原主编的《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及颜浩的《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也都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知识分子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加深了人们对于北京作为“文化城”的印象。这些研究无疑昭示人们，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研究有着无穷的魅力和广阔的学术空间。 与上海的摩登比较起来，民国时期的北京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是比较沉闷和保守的，更多的是一种古都的情调：“疏落、空旷的建筑和街道布局，围墙多于店肆；低矮灰暗的四合院民居中，间或露出殿宇的红墙黄瓦或寺塔的身影……北京正是中国的古都和古城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②似乎和都市的现代性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这样的看法并不完全准确。如美国学者史谦德就认为，民国北京的历史实际上具有多重层次。他说：“相比较而言，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作为一个人类和物质的实体，清晰地保留着过去，容纳着现在，并且孕育着众多可能的未来中的基本因素。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很少有城市看起来如此既非常传统和中国化，同时又蕴藏了现代和西方城市生活的内涵。”③民国时期的学者铢庵(瞿宣颖)在一篇文章中也认为，北京在1900年至1928年的近30年中“是一段在新与旧之间挣扎的时间。所有旧的事物仍旧拒绝完全投降，但不得不开始谨慎地接受一些新事物”。④事实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传统和现代就是这样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汇聚出色彩斑斓的文化图景。 北京历史上曾经为元、明、清的都城，连续时间长达600余年，这不仅使北京成为一座历史名城，还孕育了其宏大的建筑格局和帝都气象，这种独特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既带动着城市商业和城市生活的繁荣，还使得市民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都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面貌。晚清时期的一个学者曾经这样来形容当时的北京：“京师最尚繁华，市廛铺户妆饰富甲天下。如大栅栏、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可及也。京师最肖应酬。外省之至，群相邀请、筵宴、听戏，往来馈送，以及挟优饮酒，聚众呼卢，虽有数万金，不足供其挥霍。”⑤这样的情形和当时人们描述上海的“华屋连苑，高厦入云，灯火辉煌，城开不夜”的情景颇有相似之处。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但北京仍然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一直到1928年。这期间，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并没有受到挑战，各种公共领域的空间初步确立。比如以前的私有皇家园林和皇家庙宇陆续转变为公园，向市民开放。1914年10月10日，中央公园向公众开放，这是北京有史以来第一个近代公园，其后城南公园、天坛公园、京兆公园、北海公园等陆续开放，甚至著名的御花园、颐和园也面向公众开放。这些公园为市民的政治参与和公共活动提供了便利，特别是文人雅士大多把公园作为聚会、结社的场所，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国新文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国新文学影响最大、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之一的“文学研究会”，成立的地点就在北京的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沉钟社”成立的地点则是北京北海公园。“从1917年到1926年，数百个官方批准的独立社会团体在中国的首都迅速成长。这些提倡道德、教育、男女平等、慈善、互助、宗教、运动、学术和文化机构都发现新近建立的公园为他们宣传其宗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地方……总之，北京的公园为思想的传播和市民的动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论坛。”⑥因此，这一时期北京的文化氛围也是空前活跃，许多报纸、期刊和大学的创办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如20世纪20年代前后，外国教会创办了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京报》《国民新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新潮》《少年中国》《现代评论》《语丝》等纷纷创刊；邵飘萍创办的《京报》最高的发行量达到6000多份，而《新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贡献更为世人所公认。这一时期北京单是文学期刊的数量就相当多。沈从文1926年的一篇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当时北京文艺刊物的情况：“北京出版物之多且杂，在全国恐亦当首屈一指。即以文艺刊物论，近数年来，略一记之，亦不下五十余种。”⑦他列举出的重要文学刊物包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民报副刊》《文学旬刊》《艺林旬刊》《文学周报》《妇女周刊》《民众文艺》《莽原》《语丝》《沉钟》《现代评论》《猛进》《燕大周刊》《诗学半月刊》《清华文艺季刊》《狂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