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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审视文化记忆是明智且自然的选择，这是研究对象的符号性本质所决定的。为了分析文化记忆的符号机制，本文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对文化记忆的概念加以了界定。文化记忆明确地依赖象征符号，主要指的是文化记忆载于象征，即象征是文化记忆的外在携带物和提醒物，实现文化记忆的客观符号化。在研究文化记忆的符号机制过程中，我们并不能照搬套用索绪尔的二元符号模式。相比较而言，皮尔士的三元符号结构在这方面似乎更加具有解释力。本文对文化记忆的符号物质性、文化记忆的符号活动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为后续的进一步研究做了一些关键的铺垫。
chtnis/cultural memory)以来，有关这个概念的研究已经蓬勃发展了三十余年，并在众多学者(首推扬·阿斯曼本人及其夫人阿莱达·阿斯曼)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文化记忆理论。21世纪初，我国学界引进了这个概念，继而掀起了近二十年的文化记忆研究热潮，至今方兴未艾，不仅积累了一定规模的研究基础，还呈现出均衡上升和持续扩大的态势(刘慧梅、姚源源，2018：195)。国际文化记忆研究势头火热，只增不减，连阿莱达·阿斯曼也不禁感叹：“对于记忆的兴趣明显超出了时髦科学话题的繁荣期限”(2016：7)。 文化史领域确实很少有概念能够像文化记忆一样，在个体情感和社群认知两个方面同时迎合了日常话语和学术话语的双重旨趣，甫一问世便迅速大受欢迎，并能长久地维持理论吸引力。有学者分析：其成功不仅是因为理论建构中的技巧，更是因为形式灵活多样的研究自组，免除了严苛的理论产出要求和繁杂的行政管理约束(Harth，2008：88)。但在本文看来，文化记忆研究之所以大行其道，还有两个同样重要的因素：一是直接指向了普罗大众对身份(identity)问题的恒久关切，二是真正实现了高度的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自文化记忆概念问世以来，相关理论的拓展应用和实证研究已经“涉及了历史、社会学、艺术、文学、传媒、哲学、神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众多领域，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联系了起来”(Erll，2008：1)。可以说，跨学科性直接导致了文化记忆研究的持续成功，而它的持续成功同时又进一步证实和促进了该研究的跨学科性：“对记忆话题的持续性着迷也许刚好证实了这里不同的问题和兴趣相互交叉、刺激和密集的现象—包括文化学的、自然科学的和信息科学的等等”(阿莱达·阿斯曼，2016：7)。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文化记忆研究能够实现这种高度的跨学科性呢?本文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研究对象的核心特质：文化记忆的符号性(semiotic)。正是这个特性，使得文化记忆研究能够面对涵盖极广的人类社会文化现象，同时做到宏观层面的有效把握和微观层面的精到分析。同样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性，在我们进一步研究文化记忆时，使用符号学这个天然的跨学科方法论工具显得更有理据。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扬·阿斯曼本人就极具符号学意识，这在他的埃及学研究中便已有明确的体现(参看Assmann，1996，1997，2001，2011[1992]，2014)，而且作为一根潜在的主线贯穿了他的文化记忆理论构建。他曾明确指出：“记忆一直就是一个给某事物赋予意义的符号化的行为(act of semioticizing)”(Assmann 2011[1992]：60)。因此，我们不仅可以说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审视文化记忆是明智且自然的选择，甚至有理由认为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实质上就是一种历史符号学(semiotics of history，参看Assmann，2011[1992]：271)。截至目前，已有部分学者从文化符号学的视域围绕文化记忆的问题展开了积极的探索(Lotman，1977[1974]，1990，2009；Lotman & Uspensky，1978；Brockmeier，2002；康澄，2008，2018；French，2012；赵静蓉，2013，2015；Kattago，2015)。这些研究的关注点不尽相同，但都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了文化记忆的符号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关注点转向文化记忆的内在符号机制，进一步厘清文化记忆的符号性问题。 2.0 文化记忆的概念界定 为了更清晰地分析文化记忆的符号机制，我们有必要对文化记忆的概念加以进一步的界定。因为严格地说，这个概念并非不言自明，在日常话语和学术话语中都是如此。比如在日常话语中，我们听到有关文化记忆的表述差不多就有两种。一种将文化产物本身视为记忆，例如“明城墙是我们的文化记忆”或者“汉字是我们的文化记忆”等。另一种是将文化产物视为记忆的媒介和提醒物，例如“历史照片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记忆”或者“《红楼梦》保存了重要的文化记忆”等。这两种表述也体现在了关于文化记忆的学术话语中，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观察角度。 比如，尤里·洛特曼①和鲍里斯·乌斯宾斯基就曾主张“文化是社群的非遗传性记忆”(Lotman & Uspensky，1978：213)，这便是与第一种表述相似，即将文化视为记忆，直接将文化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②。相比较而言，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概念就要复杂些，一方面他强调研究的是“文化的记忆层面”，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作为记忆的文化”(Assmann，2008：110)，“把文化视为记忆”(扬·阿斯曼，2016：1)。撇开其中的模糊之处暂且不谈，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一点：他的文化记忆已经包含了以上的两种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