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9)06-0053-17 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是一个古往今来已有并且一向引发密切关注的国际政治现象。进入现代以来，由于包括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阿以战争、伊拉克战争在内的诸多案例的出现，及其引发的冲击性甚至是灾难性后果，预防性战争已经成为推动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几类最强有力的影响因素之一。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行将结束之际，有关预防性战争目的、效应、合法性及国际政治意义的讨论，再度激发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的议题包括：随着诸多新力量、新趋势的发展，预防性战争在当前国际情势下是否仍有爆发的可能？在国际权势对比发生急剧转变的情况下，目前国际体系中的霸主国家是否仍将预防性战争作为其对冲衰落的主要战略选项？鉴于预防性战争对于世界历史演进产生的严重扰动与冲击，国际社会应当如何制止预防性战争？等等。在国际权势体系和全球地缘政治演进即将或者已经出现较大调整、国际安全形势出现持续激化势头的当下，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对于判断乃至规范国际安全的未来走向以及人类历史的演进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预防性战争的逻辑 作为主权国家对外发动战争的三类主要动因之一①，预防性战争的源起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尤其是在当时的权势结构中占据优势的国家)为预先阻止本国与敌手之间不利于己的权势转移(power transition)，而动用军事力量进行的战争行为。②与其他类型的战争相比，预防性战争是一个国家为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危险，但却在未受到任何“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情况下而主动发起的战争。其用意在于运用军事力量以求挽救国家间权势对比的不断失衡，继续维持有利于己的国际权势分配。③其实质在于通过采取暴力和强制手段以维持当前的国际政治秩序，这与转换或组建同盟、发动军备竞赛等企图颠覆现存秩序的战略行为存在显著的不同。因此，一个国家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决定，并非依据现实可见的外来军事入侵威胁，而是基于对当前“无所作为”将导致未来总体战略被动的极大忧虑。 预防性战争不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战争，而主要体现为一种以追求“绝对安全”为目标的国家战略选择。④当然，预防性战争特别充分地体现出政治目的对于武力运用的主导性作用，尤其是特别充分地印证了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是国家政策的工具”“战争是政治活动的一个分支”的论断。⑤与其他战争一样，预防性战争同样为战争的一般性特征和规律所主导，同样体现出克氏描述出的战争性质，即“原始的暴力和仇恨；机会和可能性；及理性的三位一体”。⑥虽然一般而言，具有预防性意图、能够选择战争发动时机的国家，均为权势上占据优势的国家或安全实体，但预防性战争也是一场赌博：战争一旦打响，必然进入到由机会、风险、不确定性、摩擦和可能的过度损失所主宰的领域当中。特别是如果这场战争不能够仅凭一场单一战役迅速结束的话，战争发动方在时机、实力、方式等方面的优势将随时间的流逝逐步消失，被攻击方能够反应过来、重新组织、用不同方式展开反击。甚至，即使一场预防性战争在军事方面取得了迅速胜利，但战场上取得的成就还会毁于“战争之后的战争”，发起国完全可能“赢得了所有的战斗，最终却输掉了战争”。⑦ 二、预防性战争的动机：权势转移及其心理后果 在世界历史演进中，“七年战争”中的普鲁士、日俄战争中的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以及1981年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突袭，均是预防性战争的典型案例。⑧尤其是1914年的德国，尽管并未受到任何显著的和严重的外来军事威胁，本国(连同盟国)实力也明显强过敌对国家集团，却因俄罗斯帝国实力的日趋增强、德国的绝对优势可能于1916-1917年被颠覆而产生了极度焦虑。⑨时任德帝国首相的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发现，遵循俾斯麦早年的警告，利用一切机会将俄国拖入战争，可能是德国的一个明智选择。⑩ 德国的战略选择，相当集中地体现出预防性战争的动机问题：一是霸权国或权势优越国与崛起国之间出现的权势转移，二是由此所引发的心理后果，即霸权国或权势优越国如何侦测、预计及感受未来的战略危险。关于权势转移，诚如现代国际法的主要奠基者瓦特尔所言，“单是权势不构成威胁，但意图去伤害必有权势相伴”。(11)在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解中，在一个封闭的国际体系当中，各个国家由经济、军事、人口、领土、资源等所谓“可见”实力与政治力、战略力、可信度等“不可见”实力构成了国家的总体权势，一般均处在不平衡发展当中。(12)而国家间权势的不平衡发展，既是国际政治经济演进的常态，同时亦是导致国际体系原有权势结构被削弱乃至最终瓦解的主要原因。其后果，被认为必将引发包括预防性战争在内的国际冲突和国际战争的爆发，更由此推动新的国际权势结构的出现。 在引发国家间既有权势对比失衡的诸多因素当中，主要由经济增长不平衡所导致的大规模的、快速的权势转移实际上是稀少的，而由此引发的预防性战争数量则更为有限。(13)据部分学者的统计，在19世纪初(1816)至21世纪初(2007)近两个世纪的世界历史中，和平时期出现的、主要因经济增幅不一所导致的主要强国间整体实力年度对比超过10%的大变动只出现过5次；相反，大多数重大的、直接危及现有国际秩序的权势转移主要来自崛起国军事投入的大幅增长及由此引发的军事力对比的显著变动，这种情况(即综合实力年度对比超过10%)出现了111次。(14)因此，能够明显引发霸权国家警惕进而增大预防性战争概率的权势转移，大多不在于经济发展的差异，而在于主要当事国国内政策，尤其是军备政策的大幅调整及由此引发的相对军事力的较大变动，被认为是导致战争，尤其是预防性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