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20)01-0046-20 长期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权力结构、制度体系与观念共识的自然演进，赋予战后美国领导下的自由国际秩序转型的特征。但当前受“美国优先”冲击，以大国间权力竞争、国际制度体系动荡等为突出代表的国际秩序乱局频现，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基本特征、变革动因与核心议题呈现一系列危机性变化。多数西方学者认为以“美国优先”为思想理念及核心构成的特朗普主义对国际秩序的挑战格外危险，自由国际秩序已陷入危机；①而国内国际关系学界虽普遍认为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对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领导，但也多指出“美国优先”的确蕴含着颠覆现有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的可能性。②客观评估“美国优先”对国际秩序的冲击，系统梳理、辨析国际秩序转型与危机所具有的不同阶段性特征、动因与议题，已成为中国准确把握时下国际秩序危机，应对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挑战，并成为推动维护自由国际秩序基本稳定与合理变革的重要前提。 一、美国领导下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形成与转型 “在少有的历史转折点上，各国力图解决国际关系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在一个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上创立和维持秩序。③二战结束前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建立的一整套国际制度规则，即当今的国际秩序，通常又被称为“美国领导下的自由国际秩序”，④其中美国超强的国家实力、其主导的国际制度以及其所倡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是这一秩序的三根支柱。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美国权力的结构性衰落、地区性制度建设的全球性兴起以及自由主义等西方价值观饱受质疑，带有美国烙印的战后自由国际秩序呈现出明显的转型、变革趋势，转型似乎成为国际秩序研究与实践领域的唯一主题。但鉴于国际秩序本身具有稳定性与变革性、共时性与阶段性兼备的复合性特征，这一时期国际秩序转型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权力结构调整、制度博弈与观念竞合更多是一种自然演化的结果。 (一)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权力结构深入调整，但尚未出现根本性变化 从构成主体上看，国际秩序主要关注国家间秩序，每一种秩序类型代表着国家间的权力分配与权力行使的不同方式。国际社会作为演进型社会，大国间权力的消长是客观的历史规律，而这也决定了变革性是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际体系内国家间权力分配关系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权力地位相对下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国际权力结构深入调整。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间的权力消长变化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尤以经济领域反映得最为突出。 2000年以来，鉴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趋势渐趋稳定，“双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新兴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甚至超越。⑤2008年爆发了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在重创发达国家的同时，也使美国经济高度“虚拟化”、欧盟有限经济主权让渡困局等西方经济体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充分暴露，经济增长乏力。与此相比较，2008年新兴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历史上首次超越发达国家，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引擎。 如果说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间的权力消长反映了国际权力结构的趋势性变化，那么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权力对比，则更为直观地标志着当前国际权力格局的基本特征。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经济曾持续多年实现两位数增长，2007年、2010年分别超越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与第二大经济体。反观美国，金融危机后，从GDP、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外汇黄金储备等各项指标进行考察，美国在全球的权力占比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确实在缩小。与此同时，在全球和地区层面，美国将权力优势转变为实际影响力的能力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但仍有相当多的国内外学者，在思考美国权力与国际权力格局未来走势时指出，在可见的未来美国仍将保持对单一国家的权力优势。⑥美国权力衰弱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中美力量对比变化还仅体现在发展态势之上。⑦ 以2018年为例，面对欧盟国家、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增速相对回落，美国经济却一枝独秀，实现2.9%的增速，大幅高于2017年；同年中国GDP达到创纪录的13.60万亿美元，但仍维持在美国的65%左右的水平。鉴于以中美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间权力消长尚未出现根本性变化，国际秩序转型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二)全球与地区制度博弈日趋激烈，但总体可控 从规则制度上看，国际秩序就是“维持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基本目标的行为模式”⑧，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往往有赖于基于国际权力对比关系而形成的一系列规则与制度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会引起国际制度体系的调整，但各领域国际制度的变革也并非总与国际权力格局的演变相一致，而这也使得国际秩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或者说滞后性。⑨ 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曾指出，“当力量体现在规则和秩序本身的原则之中时，它是最为深刻和持久的。”⑩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在国际经济、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制度创设，在确立其自身霸权地位的同时，也从根本上确立了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全球制度框架。长期以来，美国提供公共产品，其他国家通过相关制度分享其权力，并愿意与其合作都是自由国际秩序的基本特征。(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