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国之感与香港意识 在中国文学史上，香港是比较迟才出现的一个地理概念。不过，它一出现就和近代社会风云变幻的大变动联系在一起，本身也是那个时代的生动而深刻的反映。 鸦片战争后，中国和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割让了香港。这一事件在知识分子心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因为即使他们以前可能并不知道香港这个地方，但还笼罩着“盛世”余晖的人们，很难接受割地求和的耻辱，且对象还是以往并不怎么放在眼里的英国人。因此，他们也及时将自己的愤懑写进了作品。如左宗棠《感事》四首之三：“王土孰容营狡窟，岩疆何意失雄台。痴儿盍亦看蛙怒，愚鬼翻甘导虎来。借剑愿先卿子贵，请缨长盼侍中才。群公自有安攘略，漫说忧时到草莱。”①诗写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这年一月，琦善和义律谈判，签订《穿鼻条约》，擅自将香港割让给英国，虽然并没有得到清廷的承认，但英国军队顺势已经占领香港岛。左诗将领土被强占之恨，上位者丧权辱国之耻，以及爱国者请缨杀敌、收复失地的愿望之强，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钱仲联《清诗纪事》曾论其写作背景：“是年英人据香港，总督琦善逮问。清军战，数不利。英船进逼广州，季高感于国是，愤懑而作。”② 词坛上写香港的作品则出现得较迟。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光绪三十年(1904)，晚清词坛领袖朱祖谋担任广东学政时，曾经短期居于香港，写有两篇词作，分别是《夜飞鹊·香港秋眺，怀公度》和《清平乐·夜发香港》，这应该是内地作家书写香港的较早作品。前一首主要是写对香港被割让出去的悲愤，后一首则主要从香港在地的角度去写，云：“舷灯渐灭。沙动荒荒月。极目天低无去鹘，何处中原一发。江湖息影初程。舵楼一笛风生。不信狂涛东驶，蛟龙偶语分明。”③“中原一发”，用苏轼《澄迈驿通潮阁二首》之二：“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召我魂。杳杳天低鹄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④借以表达沦为殖民地的香港人对祖国的怀念。 朱祖谋在晚清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他所提倡的词风，笼罩一时，而且体现在他出任广东学政后，直接对当地的词人有所引导。另外，他在民国之后作为遗民的处世姿态，也是当时人们所非常关注的。因此，他的这类创作中所体现的家国意识，也就或隐或现地可以在辛亥之后的香港词坛得到回应。 在文学史上，真正对香港的吟咏之作，是明代才开始的。特别是香港开埠后，南来北往的文人过此，往往留下诗篇⑤。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特定的地缘关系和民族文化心理，聚集此地的文人大大增加。仅统计有作品集出版的文人，就已达102人，其中清末来港者13人，辛亥革命前后来港者47人，1920-1930年代来港者42人⑥，如黎国廉、刘景堂、陈步墀、吴道镕、陈伯陶、苏泽东、丁仁长、张学华、何藻翔、赖际熙、江孔殷、岑光樾、温肃、俞安鼎、崔师贯、叶翰华、韩文举等⑦，都堪称一时名流。这些文人，往往具有遗民意识。正如当时著名遗老温肃的描述：“香港为华洋杂处之地，自辛亥以来，遗臣逋客之避乱者皆赴之。”⑧这就使得香港俨然成为当时略可和北京、天津、青岛、上海等地相比观的一个遗老聚集的地区。 这些寓港文化人，不仅精于诗学，而且对于词的创作和词学的探讨，也有着极大的热情。刘景堂在为黎国廉的《玉蕊楼词钞》作跋时曾这样记载：“余癸丑、甲寅间旅居香港，与六禾(按黎国廉号六禾)丈比邻。丈导余为词，析四声，辨雅俗，春秋佳日，唱酬无间。”⑨癸丑、甲寅即1913年和1914年，当时黎国廉对民国建立后的某些乱象很不满意，因而南来，寓居香港。黎比刘景堂大20岁，他在这里以词学指导后学，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当时遗民词人的创作，表现了特定的文化精神、身份认同、词学传统和地域观念等，和这些先辈的引导也不无关系。 二、离散书写与遗民心绪 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是香港历史上较早的一次移民潮，南来的这批文人，大致上也可以定位为文化遗民，往往对辛亥革命导致的改朝换代持抵触情绪，眷恋前朝，秉持孤忠，从一个方面，显示出其特定的文化价值观。 1922年，香港成立了文学研究社，当时的《汾江粹报》发表贺辞说：“慨圣贤之道衰兮，邪说雌黄；致名教之日消兮，文学不彰。”⑩这里所针对的，显然是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传统崩坏与文化巨变，但对“圣贤之道”的提倡，对“名教”的关注，无疑是他们的基本思想，也是他们在离散、流亡生活中重要的精神支撑。 这种基本思想和精神，也构建了他们的群体意识，其中的主要体现形式，就是建立诗社，举行雅集。据不完全统计，在香港，20世纪初有海外吟社、潜社、香海吟社等，20世纪20年代有联爱诗社、竹林诗社、北山诗社等。正如何乃文等的描述：“昔香港开埠未久，而国遭离乱。士庶南来，志不得伸。于是诗社立，吟咏兴。社员以近体嗟身世，怀家国。兴寄之风，于兹传响。”(11) 这种群体活动，有时是面对一些与中原文化有所关联的特定地标展开，如宋王台等。宋王台是香港的一处重要古迹，是为纪念陆录夫背负帝昺投海而建，嘉庆间所修之《新安县志》在其《胜迹略》中曾有简单记载：“宋王台，在官富之东，有盘石，方平数丈。昔帝昺驻跸于此，台侧巨石旧有宋王台三字。”(12)1839年，林则徐条陈中、英之间的海上摩擦纠纷，曾提到：“复札驻守九龙之参将赖恩爵、都司洪名香，驻守宋王台之参将张斌，亦皆就近督带兵械，移至官涌，并力夹击。”(13)可见，当时这里作为军事的意义更多一些。宋王台进入文化的视野，大约主要和陈伯陶有关。陈伯陶来到香港后，隐居于九龙城，对宋王台的地标意义给与了特别的重视，因而做了许多考据工作。他的考据虽然不一定有坚实的文献基础，但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文人的心理期待(14)。1916年9月17日，他主持宋台秋唱，敬祝南宋东莞遗民赵必
生日，吸引了不少遗老参加或唱和。这些往往有着深沉的故国之思的作品，后由苏泽东辑成《宋台秋唱》出版。其中的词作，如黄慈博《贺新郎·祝秋晓先生生日次和》(15)，古今相接，有着很深的感慨。这个“宋台”实际上连接着“西台”。如陈兆年《齐天乐·秋日宋皇台》：“登台吟望禁风雨，杜陵惯愁诗思。剩水残山，芜城片石，痛绝偏安无地。闻鸡强起。纵拔剑高歌，短英雄气。冷月荒江，秋心还写苦寒味。冬青谁记杜宇。问西台恸哭，泪痕余几。宋帝陵碑，杨侯庙碣，忍考崖门遗事。人间何世。且放胆题糕，临风一醉。待到重阳，再危栏共倚。”(16)里面用了谢翱南宋灭亡后登严陵登西台痛哭，怀念文天祥等人之事，正好可以和寓港诸老在宋王台的雅集相比附。这种不合时宜的孤臣孽子之心，是他们的文化坚持，也是他们试图延续的文化理想。他们在殖民地建立起宋朝历史的正统想象，不仅是对前朝的文化留恋，同时也承接朱祖谋等人的香港意识，“等同在进行另一种的夷夏之辨”(17)。于是，这个保留在殖民地的中原正统遗存，就成了他们内心的“礼失而求诸野”的隐微说明，带有了几分故国的意味：“山非今日，城犹故国斜阳里。听寒潮、咽危石，空留赵家遗址。”(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