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统《文选·序》云：“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①“汇，类也。”②然此诗、赋、文三体及下分之数类，却未必可与文体学所定义的“文体”一一匹对。如“符命”即是如此，我们今天只能根据萧统的选文，通过具体分析文本，推测此类文章的核心特质。 论及《文选》“符命”所选三文，尽管刘勰《文心雕龙》归之于《封禅》篇，任昉《文章缘起》归在“封禅书”类，与诗、赋并列③，乃至今时仍有学者同乎旧谈，视“符命”“封禅”为文章一体④，实则均未明辨文义、题旨。或曰：三文俱为“封禅”体，宜改类名为“封禅”(《谶纬、符应思潮下的“封禅”体的与时因变》)，果如此，则难以解释为何《文选》要刻意与成书在前的刘勰、任昉之书有别而题名“符命”。所以，若欲抉发《文选》“符命”文之特质，宜着重在文学层面深入文本进行考察，方才具备讨论《选》文的基本条件。至于“符命”文中诸多有关礼制、谶纬的问题，实非萧统黜除篇翰时所关心的重点，论《选》文时应适当屏除此方面干扰。 兹不揣谫陋，尝试于《文选》“符命”类的题名之义、命名之由，“符命”文与实际“封禅”之关系，以及班固《典引》作为“符命”文的典范意义三个方面略作讨论，以求教于博雅君子。 一、“符命”文之本原 “符”，原指将竹木剖成两半，定约双方“各持其一，合之为信”⑤，古时常用作军事征调、关卡出入的凭证。以秦汉时的符节制度论，右符藏于中央，左符发予地方，遇事须左、右符准确相合，方可应命⑥。“命”者，“令也”，二者甲文为同一字。在“符命”一词中，“命”为天降命令，“符”喻指人事须准确合符于天命，如《诗·大明》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⑦在天命指示下，人、时、地等细节均不容爽失。相关词汇如“符应”“符瑞”⑧，同样意在表现天、人之间的交通互感，只是“符命”一词的重心偏在强调天降之“命”。基于“受(授)命”一词所具有的神圣、政治内涵，致使“符命”之“命”，通常特指上天委任人间圣主圣臣治理天下的至高命令，“天不言”，唯以“行与事示之”⑨，如董仲舒之言：“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汉书补注》卷五六《董仲舒传》，下册，第1164页)善言“符命”者遂多将此等天降异象、异物，阐释为上天意旨的呈现。 王莽当权时，“符命”屡降，新室之篡汉从中借力甚多，然而在此之前的典籍中，却鲜见此语。是故考察“符命”由“天降符令”发展为某种文类的过程，当于新莽事迹中钩稽线索。举其要者，如此段： (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黄龙见于成纪、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门梓柱生枝叶⑩之属；《符命》言井、石、金匮之属；《福应》言雌鸡化为雄之属。其文尔雅依托，皆为作说，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汉书补注》卷九九中《王莽传中》，下册，第1733页) 五威将班行天下的四十二篇《符命》中，“德祥”“符命”“福应”三部分对应着王莽受命的三个阶段，各有其神圣意涵：首先，是汉文帝、宣帝时出现的黄龙等物，代表继汉的土德，尽管当时火德尚炽，并不妨碍后世“有识之士”视彼者为土德受命的先兆；此后，是被称作“符命”的“井、石、金匮之属”，这些“神物”或以谶文，或托神谕，无不假借天降指令，将“王莽为帝”“赤汉传国”之类意旨明白呈现，最终使新室厎定，王莽篡得大宝；最后，由于人间践行了上天的意旨，“神祇欢喜”，上天遂“申以福应”，以“雌鸡化为雄”等异象(11)，对下界顺应天命的行为表示满意(12)，为上天针对业已发生的人事作出的回应(13)。不难发现，天降“符命”是引导人主膺受天命并证明其“合法”的关键，具有特殊政治意义。 “符命”从物、事到文辞的转变，亦可从这四十二篇“符命文”中窥出。引文中被称作“符命”的井、石、金匮之类物、事，考究其产生的缘由，乃是因“天不言”，但又必欲降下指令，要求王朝更替，故而借由此种蕴涵神圣指令的“圣物”来晓谕凡愚，启示圣贤。天既“不言”，是以这些承载天命的“符命”物、事本不必伴随有文字。《王莽传》中的“符命”屡屡载录的劝进、册封之语，语义直白显豁，显然是当时伪造符命的宵小，依从“天工人其代之”(14)的古训刻意添上的蛇足。这些简短的命令文字固然可称为“符命文”(15)，但此文字之“文”与彼文章之“文”中间，尚有鸿沟。阐释此类物、事的四十二篇《符命》既然以“篇”计量，自可表明此种文辞需要一定篇幅，绝非条目式的一二句介绍文字。王莽自说“高祖考王伯墓门梓柱生枝叶”就是最好的示范，从中可见“符命”之文应详细阐释异事的各个重要细节，引申发挥，进而明确点出所含“命令”。显然，后世所谓“符命”文者，应更近于围绕这些神秘物、事而作的“尔雅依托”之辞。近时有学者认为，作为文体的“符命”必专指降命文书(《谶纬、符应思潮下的“封禅”体的与时因变》)，显然意在刻意回避这四十二篇文字以“符命”为题的事实，试图割裂其与《文选》的关系。试问：既欲就《文选》上溯“符命”文章之原由，已有四十二篇在眼前，又何故迂曲其说，反求诸井、石、金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