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诵”辞的性质及其演变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9)11-0153-07

      春秋时期，社会中有以歌谣评论时事的风气，大致有“诵”“讴”“訽”“谤”“歌”等形式。《左传》宣公二年，宋国城者与华元骖乘之对“讴”；襄公四年，鲁“国人”讽诵臧纥败于狐骀；襄公十七年，曹重丘人之“訽”卫孙蒯，及宋国筑者之“讴”；襄公三十年，郑国“舆人”美刺子产之“诵”；昭公四年，郑国人“谤”子产作丘赋等，学界多将它们视为民间歌谣。实际上，这些言辞是周代宗教礼乐传统影响下，“城者”、“筑者”、邑人、国人等各类人员针对时事或政治人物的美刺方式。它们能起到制造舆论、干预政事的功用，并为史官载录，显然不是一般民间歌谣所能做到的。与“讴”“訽”“谤”等形式相比，“诵”有着更为独立的文体意义，也多被历代学者视为歌谣的一种加以辑录。①而且，“诵”辞的形成也与仪式传统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本文通过考辨“诵”辞作者的身份，分析“诵”辞的形式特征，进一步探讨先秦“诵”辞的性质及演变过程。

      一、先秦“诵”辞的性质

      较早对先秦“诵”辞性质进行探讨的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颂赞篇》中说：“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直言不咏，短辞以讽；邱明子高，并谍为诵：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②“晋舆之称原田”，指的是《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时，晋文公患楚师背险而军，舆人为劝文公败楚以谋立新功而诵“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③“鲁民之刺裘鞸”出自《孔丛子·陈士义篇》，乃子顺所引鲁人谤其先人孔子之“诵”。④刘勰不仅将这些“诵”辞看作是一种独立的文体，还认为它们是由“颂”流变而来，是“野诵之变体”。这一说法引起了不少争论。关于“诵”辞性质、演变问题的代表性探讨，基本发端于此。刘师培《左盦文论·文心雕龙颂赞篇》以为刘勰“羼诵于颂，实为失考”，晋舆人之诵与鲁人谤诵孔子之辞“乃讽诵之诵，而非风、雅、颂之颂”。⑤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则说《原田》《裘鞸》属于广义的韵文，与狭义的颂美功德之“颂”截然不同。⑥刘氏所说讽诵之“诵”是大司乐教国子修习的一种乐语形式。《周礼·春官·大司乐》说：“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云：“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⑦具体来说，“诵”是一种以声节之的人声吟咏。《周礼·地官·叙官》“诵训”，孙诒让《正义》云：“此官名诵训者，谓诵述古言古事而说之也。”⑧《春官·瞽矇》言“讽诵诗，世奠系”。⑨《夏官·训方氏》“诵四方之传道”，郑玄注云“传道世世所传说往古之事也”，贾公彦释曰：“古昔之善道恒诵之在口，王问则为王诵之。”⑩这些诗、世系及王朝、四方诸侯世代所传的古事、古迹及善道之言应该都是韵语，所以能用“诵”的方式传播。前者认为“诵”是一种言说方式，后者认为“诵”辞就是能以“诵”的方式传播的广义的韵文。可见，他们都认为“诵”是一种言说方式，而非文体，更与“颂”体无涉。

      不过，先秦时期的文体命名往往“既可以表示言语行为，也可以表示抽象的文体形式”。(11)广义的“诵”中究竟有没有能够表示抽象文体形式的“诵”呢？若如刘师培、黄侃所说，“诵”是一种言说方式及能以此方式传播的韵文文献，则一般的诗与歌谣，如上引《左传》各例均可称为“诵”。在这种情况下，先秦史官将各种行为方式的韵语文献付诸文本时，仍能各随其类区分不同类型的文辞，就说明事实并非如此。春秋时人既然将“原田”“裘鞸”一类文辞类聚到共同的类名，称之为“诵”，就说明此“诵”绝非广义之“诵”。经过对九则先秦“诵”辞的名称、出处、美刺对象、文本形式、内容进行排列后，发现这类文辞确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较为稳固的结构体制，见表1。我们发现：(一)先秦“诵”辞兼有美刺两种功能，其对象均是君主和执政卿大夫；(二)基本都是以四字句为主的韵语；(三)长短不一，皆不分章；(四)均是即事即时之作，并以准确表达某一人群的内心情绪为目的。总的来说，这类“诵”辞是舆人、国人等在重要场合美刺国君及执政卿大夫的一种文体形式。它们关注的虽是世俗事务，也已基本脱离仪式，却与仪式传统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整体上看，这些“诵”辞继承了周代宗教用辞的传统体制特征。上古时期，原始宗教活动沟通人神所用咒语、祭辞多为韵语。西周时期，祭祀、占卜及相关的仪式活动用辞，往往采用四言韵语句式。如《周颂》三十一篇总体上长短不一，皆为一章，言辞以四字句的韵语为主；《尚书》中的宗教祭辞，《周易》中的繇辞，也多是此类。这使得四言韵语具备了神圣话语形式的特质。春秋时期，祭卜活动用辞继承了四言韵语的体制，而四言句式在礼仪、教诫及世俗政治活动用辞中也得到广泛的运用。(12)此外，早期歌谣多有谣占的功能。春秋时期，仍有一些“诵”辞保留了谣占预言时事的痕迹。晋国巫卜郭偃论“舆人诵”“国人诵”时，曾作“夫众口祸福之门”“必或知之”“其魄兆于民矣”(13)等论断，就认为它们有预言时事的功能而不敢轻视。由此，笔者认为四言韵语歌谣与周代宗教礼乐传统息息相关，是一种特别的话语体制。春秋时期舆人、国人所用之“诵”，“城者”、“筑者”、邑人等下层人员所用之“讴”“訽”“谤”等，都继承了这一体式，所以能发挥讽刺时事的功能。

      表1 九则先秦“诵”辞名称、出处、美刺对象、文本形式和内容一览表

名称	出处	美刺对象	形式	内容
舆人诵	国语·晋语三	刺晋惠公	四言韵语	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得国而狃，终逢其咎。丧田不惩，祸乱其兴。
共世子诵	国语·晋语三	刺晋惠公	四言为主的韵语	贞之无报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贞为不听，信为不诚。国斯无刑，偷居倖生。不更厥贞，大命其倾。威兮怀兮，各聚尔有，以待所归兮。猗兮违兮，心之哀兮。岁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狄公子，吾是以依兮。镇抚国家，为王妃兮。
舆人诵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劝晋文公	四言为主的韵语	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
朱儒诵	左传·襄公四年	刺鲁襄公及鲁卿臧纥	四言为主的韵语	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
子产诵	左传·襄公三十年	刺郑执政卿大夫子产	四言为主的韵语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又诵	左传·襄公三十年	美郑执政卿大夫子产	四言韵语	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孔子诵	孔丛子·陈士义篇	刺鲁相孔子	四言韵语	麛裘而芾，投之无戾；芾之麛裘，投之无邮。
又诵	孔丛子·陈士义篇	美鲁相孔子	四言韵语	衮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衮衣，惠我无私。
段干木诵	吕氏春秋·开春论·期贤	美魏文侯	四言为主的韵语	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