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9)06-0161-12 青年党曾是国内第三大党，曾长期培植武力，或与地方军人结盟，抗战时期又积极联络其他第三方面①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学者李翔注意到：“1923-1935年，青年党花费了大量的党力用于军事活动，以实践其‘革命’方略”，“直至1935年夏，在国民党及日寇的打压下，缺少底层民众支持、内部矛盾重重、组织难以为继的青年党，为了生存，最终不得不放弃军事活动”，“军事活动的失败，实际宣告青年党试图与国共一决高下企图的彻底破产。为继续生存下去，青年党被迫依附于国民党，改走所谓‘宪政’之路”，“直至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依旧不允许青年党从事军事活动”。②学者曾辉又说：“青年党人并没有根本意识到武装的重要性，也没有成功培育自己的党军，最后选择了放弃革命，放弃武装。”③其实，两位学者都没有注意到，青年党在抗战时期仍然寄望于“不流血革命”，有意在国民党政府崩溃的情况下“出而主政”，并一如既往地与地方军人结盟；直到1949年，在蒋介石的同意及川康军人唐式遵的支持下，青年党建立了一支自己的军队，试图与中共“死拼”。④换言之，青年党并没有“放弃革命，放弃武装”。 青年党长期在川康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十分注意经营与川康军人的关系。它的两个重要领袖曾琦、李璜都是四川人，故其在川康的势力相当雄厚。中共曾说，四川“过去的军阀和军阀下的许多军官以及中学教职员，政治机关的职员，差不多都是国家主义者”。⑤1939年，李璜不无自豪地说，青年党“在四川各县发展有十年以上的历史”。⑥1940年，青年党自己“在川康号称有几千党员”。⑦1943年12月，蒋介石则专门警告刘文辉不要利用“青年党以为政治上势力”⑧。可见，青年党、国民党与川康军人之间有复杂的政治竞合关系，研究三方之间的纠葛、互动，有助于加深对青年党的认识，同时有助于加深对战时政党关系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识。⑨ 一 青年党在川康的成长及其与川康军人的合作 青年党于1923年12月在巴黎成立，曾琦出任主席。它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一阶级专政”，反对一党专政，反对世界革命，信奉国家主义，信奉全民政治，因此与国民党及中共长期处于敌对地位。北伐前后，青年党与国民党“曾演过惨烈斗争，几乎被消灭”⑩。国民党说，1926年前后，青年党“乘孙传芳、张宗昌等军阀仇视本党之机会，依附其肘腋之下，图谋推翻本党”；迨孙、张失败，该党又“相率出关，托庇于东北势力之下”；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后，将该党党员委以重任，该党“遂由少数私人之秘密组织一变而为多数团体之公开活动矣”。(11)可见，青年党一直在与地方军人结盟。 同时，青年党与中共也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斗。1925年8月，四川的中共党员杨闇公说，重庆、成都的国家主义派“处处与我们为难”。(12)同年12月，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裴紫琚也说：“省中‘醒狮’最为畅销……大敌当前，必有一场决战。”(13) 1925年，青年党的得力干将徐孝匡出任重庆联合中学校长，杨叔明出任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这在四川“是两个学生人数最多，最为社会所注目的学校。徐、杨奉行国家主义的狗化教育，严格限制学生政治活动，尤其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切活动”。(14)1926年2月，团重庆地委就报告说：“(女师、联中)现在反动派的势力(国家主义及民右派)如怒潮般的澎湃，已由无组织无团结的渐形成有组织有团结的团体，积极的准备与我们决斗。”(15) 后来，中共川康特委总结青年党与中共的关系道：“在四川从来是不好的。过去在教育界、学生中到处遇着他们与我们捣鬼(没有国民党)，我们是不客气的对付他们，如打死他们的省一中校长杨廷权[铨]，驱逐他们的工院校长杨叔明，在江油龙绵师校学生中的斗争，竟将尿桶从他们党徒头上倾下来。至于各校驱逐他们的教员更其努力，公开在口上书面上骂他们是‘狗’(他们的醒狮报我们称为狮子狗，转称为狗派，他们的男女称曰公狗母狗！……)，他们恨我们极了，经常告我们的密。抗战以来，这些作风是转变了，但他们一九三九年在名山仍然告我党的密，使名山组织遭受破坏，可见成见尤深。”(16) 青年党在四川经济界也很有势力，著名的民生公司“领导人如卢作孚、何北衡均曾参加青年党”；不过，后来蒋介石“收买其上层人物如卢作孚、何北衡”，从此青年党“在经济界的势力一落千丈”。(17) 青年党也吸收了很多有世界眼光的青年人。1930年，第三次康藏纠纷爆发，国人多认为藏军之所以敢于侵入西康地区，背后肯定有英帝国主义的怂恿与支持，因而激起了很多国人特别是四川人对西藏局势的关注。1931年秋，青年学子吴天墀与许多国立成都师范大学附中的朋友“很有兴趣于边临情事，曾经组织了一个‘满蒙藏研究会’”，“并在成都《大川日报》上设有《满蒙藏周刊》刊行”，吴天墀撰写的《英国侵略西藏之前前后后》一文就在其上连载，在“这个小小学会方成立未久，而适逢‘九一八’巨变发生；这个晴天霹雳打在我们一般青年的心坎上，愤慨之余，真是惶惑莫名”。(18)1935年，吴天墀考入四川大学后，又发表《地理环境与藏族文化》一文，持续关注着边疆问题。大约同时，吴天墀加入青年党。正如罗志田先生所说，此时吴天墀“正成为胸怀天下的士人，既温故知新，又放眼世界，并表露出经世致用的倾向。……关注着四川周边最可能发生国际纠纷的区域”。(19)可见，青年党虽然反对世界革命，但并不妨碍其有世界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