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尖 今天参加对话的几位老师，恰好属于前后接续的三代人，希望今天的对话，能够通过几代人不同的文学经验，来呈现20世纪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为了准备这次对话，我重读了洪老师、戴老师和贺老师的部分著作，他们都是著作等身，实在读不完。我在读洪老师的《文学的阅读》和《读作品记》这两本书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关键词——“眼泪”。洪老师至少流过三次泪，有过多次明显的忧伤情绪。最早是在1950年前后，那时洪老师十二三岁，读巴金《家》中鸣凤投湖的段落，无法控制地痛哭起来。然后是20世纪60年代，洪老师读契诃夫时，心中有了空洞的感觉。接着是1981年前后，洪老师读加缪的《局外人》和《鼠疫》，“在那个天气阴晦的休息日，我为它流下了眼泪，并在十多年中，不止一次想到过它”。再后来有感情的冲动，就是在80年代后半期到2000年，洪老师反复理解和体认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时候。能否请洪老师先谈谈“眼泪”？我还想问洪老师，当年您读小说经常是有啥读啥，而这些年我们面对的问题则是日益增长的出版量和人民群众有限的生命之间的矛盾，那么您是怎么选择文本的？又用什么样的方式进入文本？我想这些年再没有什么文本让您如此动情了吧。 洪子诚 “眼泪”的问题，先不落入毛尖的“圈套”，先讲一点想法。过去我在书里一个人谈阅读，今天是我们四个人谈。我们四个人生活的年代差距很大。我生于1939年，今年正好80岁。我知道她们几位跟我在一起，可能不同意我的一些观点，但因为年龄的关系，会采取隐忍、宽容的态度，不跟我辩论，或者很委婉地提出不同看法。她们心里可能想：反正你已经这么老了，就不跟你计较了。这是年龄上的“优势”和造成的区隔。 戴锦华生于1959年。“文革”的时候，她还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她说自己是没有身份的一代。红卫兵有红卫兵的身份，知青有知青的身份，这些身份都和重要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这个关联，是获得“话语权”的重要背景。至于贺桂梅和毛尖，他们都生于1970年11月，经过我的“考证”，毛尖要比贺桂梅大12天。年龄、时代肯定会影响阅读，包括书籍的选择，也包括感受、体验的内容和方式。北大的吴晓东老师是20世纪80年代上的大学，他的文学阅读书单就和我上大学时完全不同。他读的是卡夫卡、普鲁斯特、纪德、马尔克斯，我读的大多是19世纪欧洲文学和苏联文学。虽然纪德的书读过一点，但根本不知道卡夫卡、普鲁斯特的名字。 1959年“大跃进”的时候，我还是学生，跟谢冕、孙玉石、孙绍振、刘登翰等人一起，在《诗刊》副主编徐迟先生的组织下，住进北京和平里的中国作协宿舍，用“大跃进”的速度，二十几天编写了一本《新诗发展概况》。这是类乎新诗简史性质的书，完全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粗暴处理新诗历史。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需要回顾、反省、清理的。十多年前，在我的提议和组织下，我们分别撰写文章对这个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写作行为进行回顾，出版了《回顾一次写作》，并开了有年轻人参加的讨论会。会上，贺桂梅的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大意是说，对于“十七年”和当代的前三十年，老师们想通过反思来“逃离”，而他们那代人的困难是如何找到理解和进入的路径。这就是两代人对同一文本、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反应和态度。 不同时代、年龄的人可以相通吗？我们可以接近、重返和恢复距我们遥远的年代吗？看着那些年轻、生动、洋溢着光彩的脸，那些清澈、有无限渴求的眼睛，这是我经常想到的问题。戴锦华在一次访谈里说，她始终保持着广泛的好奇心，确实，她对新事物有着惊人的敏感和把握能力，她“仍然会读各种各样的小说，仍然会涉猎各种精英人士视为‘垃圾’的流行文化”并从中获益。但在这个问题上，她也有她的困惑，也明白沟通的困难，所以她又接着说，“我选择留在属于我自己的年代。我不想改变，我想坚持”。里面的张力我很感兴趣，想听听戴老师的想法。 毛尖 戴锦华老师是研究当代文学的教授中阅读量最大的一个。她曾经嘲笑过我的低级趣味，比如看太多烂剧，而她把时间用来读小说。读戴老师的书，会发现一系列中间物的意象，比如浮桥、涉渡之舟、昨日之“岛”、“隐形”书写、“雾中”风景、犹在“镜中”等，都有一种强烈的悬浮感、不确定感。这种未成型的、尚在进化的状态，是不是构成了“少女戴锦华”的主要特质？我想问戴老师，您读了那么多书，至今保持如此迷人的“浮桥”状态，靠的究竟是什么？而您生命中的“浮桥”又是哪些？ 戴锦华 关于我的阅读，真不知从何谈起，因为这几乎是我生命中最重要、也最庞杂的部分。无数的岁月在纸页间流逝，我以阅读的广泛、丰富、深入和量大而骄傲。毛尖说她看烂剧多，我确实会嘲讽她，但这种嘲笑不过是以大欺小的调侃，我的小说阅读可能比她更“滥”。我阅读各种各样的流行作品、类型写作，比如科幻、魔幻、玄幻，比如侦探、推理、悬疑，比如说言情、耽美……读所有构成文化现象级的流行文本。但这只是我阅读的一小部分，我也读俄苏文学、英美、法德、西葡、日本文学——当然是中译本，读理论、读哲学社科……我阅读所有的我认为有趣的、与我关注的问题相关的著作。阅读于我，是一种身体性的需要。我与洪老师的广泛阅读的不同，也表现在我们各自的阅读书目上。在这个意义上，我的阅读趣味问题很大，这是我跟洪老师的重要不同，他毕生保持着趣味的纯洁，我则有各种“恶趣味”。 应该说，造成这一不同的正是时代、历史，也可以说是代沟。我们这代人是所谓“大时代”的儿女，个人的生命深深地裹挟在大历史中，许多个人的生命特征事实上是时代的烙印。我的阅读始于1966年，那年我七岁，开始读“字书”。记得小时候，我妈妈每星期带给我两本连环画，要求背下来，周末要考试。而1966年，所有的儿童读物都消失了，大人们也消失了。在孤单和恐惧中，我开始读还残留在书架上的书，所有的书。有爸爸的电大中文系教材、毛选、“文革”出版物，不久以后开始读马列、黑格尔、康德，读宇宙起源，读《蟹工船》《腹地》……没有人指点，没有人可以讨论。唯独有一本书留在那里没碰，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因为我以为那是关于冶金学的书。直到有一天，我打开了它、爱上了它。总之，我读我能得到的任何一本书。你们无法想象，为了获得一本书，我可以做什么。我还可以清楚地记得中学图书馆开放时，我利用学生干部的特权去做义工，在一个暑假里读完了全部有限的藏书，几乎都是工农兵文艺。我还记得北图(现在的国图)重新开放时，我在那里度过了无数课后的黄昏，穷尽了当时只有两个书架大小的卡片箱。我记得获得并阅读每一本“西方名著”的时刻，那几乎如同遭遇一个珍稀的漂流瓶。每次阅读后的震撼如同内心隐秘的海啸，独自守护它如同一次次神圣的单恋。所以，我记录下的书单上，列夫·托尔斯泰可能接着(如果足够幸运地得到又一本书)阿·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连着《红色保险箱》，海涅挨着《地下少先队》，高尔斯华绥后面是《征途》……我经历的那种混乱、杂芜、随机、破碎的阅读，是你们、可能也是洪老师无法体会的。记得很早读别林斯基，在他的评论和大段引文中“脑补”了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至今我还是习惯性称主角为“毕乔林”，而非小说译本中的“皮却林”。记得我读过的《牛虻》是残本，事实上，那是我从某单位的公厕里“偷”出来的。于是，直到1976年前后《牛虻》重印，我在新华书店里排长队买到新书，站在柜台边读完结局，才欣慰地知道琼玛最终收到了牛虻的遗信，在彻底失去了他的时候确认他就是自己的亚瑟。与普希金的相遇始自《别尔金小说集》，那本书历经无数人的阅读后已没有了封面、封底、扉页，我在狂喜和战栗中读每个故事，以后便长时间地渴望着“别尔金”的其他作品。我和我这代人的阅读可以说是奇特的，无法参照流行文化、文学史，无所谓趣味，也没有导引和交流，有的只是对文字和文化的巨大饥渴。记得在大山里学农，护送同学到镇上医务所就医时，看到墙上糊的报纸，便扑上去读，当时的同学笑我患有“印刷品饥饿症”。今天回头看，我甚至感谢这种经验，类似的匮乏造就的渴望和庞杂的阅读造就了我，造就了我们这代人。我们恐怕难以抵达洪老师的高度，但我们也许也是无法仿效的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