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生》被浩然视为“从1976年到1986年这个阶段艺术实践的一次小结”①，是他在八十年代的代表作。这部小说首先发表于《长篇小说》1987年第13期上，单行本发行于1988年，版面字数43万字，通过冀东田家庄一户普通农民的婚嫁故事，勾连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社会生活，寄寓了浩然对于人民公社结束这一时期农村现实的思考。此前创作的断裂和延续在《苍生》里都可以找到清晰的痕迹，它让我们看到，一个“旧我”是如何被转换到新的历史情境中继续生长。可以说，没有《苍生》的浩然是不完整的。 然而，作为新时期文学中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浩然一直被同定在《艳阳天》《金光大道》、“文革文学”几个标签上。他在八十年代之后的争议和新作，或是预先被限定了讨论的问题域，或是因此被遮蔽，都无法撼动文学史的定格效应。《苍生》保守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对于集体化和农村改革暧昧不清的情感态度，决定了浩然借此东山再起的雄心只能是一次无望的挣扎。出版后虽引起一定反响，但终究还是难逃让时间吞噬的命运。到了今天，它几乎已经被学界遗忘。②笔者以为，无论是对于理解浩然还是对于理解农村改革而言，《苍生》都是一部被低估的作品。浩然如何反映那场奠定了今天农村现实的改革？作为一位完整地跨越了前后三十年的特殊作家，他的写作与八十年代文学有怎样的联系？当我们开始反思乡土改革小说的政治性，对它们感到不满足时，《苍生》是否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回望这段历史的视点？以这些问题为导向，《苍生》的阐释空间就有了被打开的可能。 一、浩然的困惑 《苍生》有一个值得玩味的开篇： 在八十年代刚刚开头的那个热热闹闹的日子里，偏僻的山村有一群奇而不奇的人，做出一连串怪而不怪的事情，让不摸头脑和根底的旁观者，看起来目瞪口呆、啼笑皆非；对他们的处世态度和所作所为，不知道应该同情呢，还是应该鄙视？应该赞成呢，还是应该反对？实在是个让人困惑难解的问题。 扑面而来的是一位“困惑”的叙述者，这种情况在浩然的创作中很罕见。联想到小说处女作《喜鹊登枝》的开头：“清早，飞来了两只花喜鹊，登在院子当中的桃树枝上，冲着北屋窗户喳喳地叫。”或是《金光大道》从历史转入现实时的叙述：“新生的芳草地，刚刚欢度了国庆一周年，又祝贺土改大胜利，真是喜上加喜！”不难发现，面对八十年代的农村生活，浩然的情感方式已然发生了某种变化。 考察这种变化，首先要留意浩然写作《苍生》时的历史情境。1978年的重评使这位一度被树立为文学样板的作家，变成了新生活的追赶者。无疑，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少年时代的惨痛经历(早年父母离世，与姐姐寄居在舅舅家里，险些被侵吞家产)与新生政权对浩然的再造(成家立业以及成长为作家)，使浩然创作在潜意识层面上带有一种“报恩思想”③，真诚地接受和歌颂集体化，愿做党的政策的虔诚信徒。另一方面，从土改到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浩然的文学成就与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实践步调一致，这段历史进程已经通过写作内化为浩然的人格表现。于是，与“前三十年”的特殊联系让他与新生活的融合有着比同代人和新锐作家更高的难度。 他未尝没有为此做出过努力，反思历史教训的《山水情》《浮云》，表现新事物新气象的诸多中短篇小说，即是融入改革意识形态的尝试。只不过，一边是浩然“缩小目标，埋头苦写”，一边是“文艺评论界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谁也不知道我写了一堆作品”④。即使这些作品通过三卷本《浩然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集中亮相，他“展览一下新成就会别有一种特殊影响”的期望终究落空。似乎不论怎样创作，浩然都无法重塑自己在文坛上的形象。这种境况使他一度产生避开现实题材，写作自传体小说的念头：“每个作家有每个作家的时代，写改革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的责任；我的时代已然过去，所剩下的只有回忆了。”⑤因此，他才会在写作《苍生》间隙，发出感慨：“我的东西，就是达到万吨炸药的劲头，也是打不响的。”⑥ “过去”在浩然这里与同时期作家的意义并不一样。他为“过去”所累，因此在新时期文坛中展现出别样的创作姿态。那些可以轻易被其他作家告别的理念，浩然处理起来就要审慎得多。他在清理旧我的同时，也从中转化出了面对当下生活的思想资源。尤其是经过作家痛苦的蜕变之后，这些保留下来的观念变得更加坚定：农村的集体化道路以及高大泉式的理想形象。它们构成了浩然认识改革和阅读新时期文学的前理解。 带着这种眼光看农村改革，浩然不免“对许多事物不理解而感到是非难辨、好坏难分，由此陷入困惑”⑦，反映出浩然观念上的矛盾之处。如雷达所论：“一大部《苍生》，本身就留下了作家自搏的斑斑痕迹。”他在《苍生》中重新丈量自己走过的路，以“倒影”的方式唤回曾经的萧长春、马之悦、焦振茂、马连福、焦淑红、马小辫等，“在原先肯定的地方换上了否定或怀疑的评价”⑧。以至于使论者得出他“还没有找到一个观照现实的确定支点”的结论⑨。 同时，他又因此对八十年代反映农村改革的文学作品感到不满，带着明确的所指性进入《苍生》的写作。被主流文学边缘化，倒逼着浩然去了解当时的文学现场正在发生什么。胡世宗1985年10月13日的日记记载了与浩然去医院看望友人王栋的事情。他们注意到王栋枕边放着一本《红岩》，看得很仔细，还批写着诸如“这里有伏笔”之类的话。浩然的态度有些令人意外，劝王栋不要看这些东西，要看看全国获奖的中篇，新人写的，浏览一下益处会更大些。⑩有了阅读，自然就会涉及评价。在既有的阐释框架内，浩然被塑造成以生活见长，而少于见识，弱于理性的作家。笔者在以《浩然作品研究资料》《浩然研究专集》为中心，相对集中阅读了公开发表的序跋、创作谈、演讲后，也一度认同浩然是用直白的政策条文，代替作家应有的独立思考。但是随着浩然通信等私密性史料的浮出，浩然对新时期文学作品和现象的评价可以勾勒出一条相对明晰的线索，这种普遍性的作家印象也就有了适度调整和纠偏的必要。至少是对于本文讨论的八十年代浩然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