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5年，80后东北作家群体将成为我国文学批评界的重要研究对象，相关学者教授层出不穷，成绩斐然。与此同时，沈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文学之都，东北振兴，从文学开始。 2065年，文学将进入智能定制模式，足不出户，即可下一单文学作品，以供阅读。可对语言、流派、字数、地域、姓名、故事模型等多种项目进行勾选和填写。宣传口号或为：××外卖，写啥都快。生命科学技术取得长足进步，博尔赫斯于同年复活，醒来的第一句话是：天堂不是图书馆的模样，地狱才是，感谢你们将我拯救出来。次月，他觉得仍处地狱，不曾脱离。 2095年，文学的全部概念均被瓦解，已不存在，无人提起。只有一少部分人进行秘密结社，坚持从事写作这种古老活动，被视为正统社会的异端，生存空间极其狭隘。他们试图与写作机器对抗，但屡屡挫败。同年某地下室，东北作家群体遭逢博尔赫斯，并将其击倒在地。原因不明。① 2018年，1986年出生的班宇以“未来文学预言”的形式亦庄亦谐地宣告了一个作家群体和一座小说城的崛起。是年12月，他一举登上《收获》文学排行榜短篇小说榜的榜首；同月，1987年出生的郑执在被称为文学界“蒙面歌王”的“匿名作家计划”中荣膺首奖；而在此之前，1983年出生的双雪涛已获得多个文学奖项，成名经年。三位来自沈阳的80年后作家接连凭借书写自己出生成长的城市的小说而引起广泛关注，根据班宇的预言式宣言，这似乎只是一个漫长崛起历程的起点——距离“击倒”博尔赫斯还相当遥远，但如果参照将“80后东北作家群体”的主要代表当作“重要研究对象”的批评家的论述，“遭逢博尔赫斯”“与写作机器对抗”的未来预言便立刻显影为反自动化书写的当代史。关注上述小说家的潜在可能性，需要以考察这一当代史为前提。 一、反自动化的“现实主义” 在探讨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的论文中，黄平使用了1981年孙绍振著名的朦胧诗评论的标题——“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并将后者的论述——“他们和我们50年代的颂歌传统和60年代的战歌传统有所不同，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反其意而用之地进行重写，以此凸显“回到现实的生活之中”的80后东北作家的文学史意义：“他们和我们80年代的先锋文学传统和90年代的纯文学传统有所不同，不是直接去赞美文学大师，而是表现生活带给心灵的震动。”②相似的立意出现在李陀细读班宇小说《逍遥游》的文章里，他更为直接和明确地用“复兴现实主义”来描述同一批作家对同一种传统的革新。③不难发现，在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视野中，“东北作家群体遭逢博尔赫斯”意味着变革新时期形成的文学传统和美学原则的可能：如果说，博尔赫斯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大师曾启发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先锋派，那么三十多年后，“向大师致敬”的文本再生产游戏早已丧失其先锋性，自律的“纯文学”探索在对同一美学原则的重复中蜕变为自动化的写作程式。在20世纪的纯文学理论思潮中，俄国形式主义-捷克布拉格学派从语言形式的角度(主题内容被视为作品“最大的语义单位”)将“文学性”界定为“反自动化”，按照穆卡洛夫斯基的说法，“人们总是把一篇诗作放到一种传统的背景上去认识，这传统就是自动化的准则”，文学性的构成在于自动化背景上的“突出”(foregrounding)。④循此而论，即使以纯文学自身的尺度来衡量，三十多年来美学原则的陈陈相因，也已让当下中国的“纯文学”失去了文学质地，与此同时，不无吊诡的是，所谓“东北作家群体”恰恰由于为纯文学观念所排斥的“现实主义”而在新时期文学的背景上突出为前景。 班宇的“东北作家群体”命名无疑会令人想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东北作家群”——30年代的左翼现实主义流派，但与那群在进入关内文坛之前便已结成战友和同志关系的东北作家(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白朗等)不同，他和双雪涛、郑执并不分享明确的文学理念，而是彼此独立地从事创作，不约而同地建构小说中的沈阳，逼真的写实与飞腾的想象同样是这座小说城的建造手段。因此，批评家在“80后东北作家群体”中发现的现实主义倾向，并不来自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是来自卢卡契曾论述过的作家的经验、创作与特定历史条件的有机结合：他们都在成为作家之前亲身经历了具有根本意义的社会转变，都以亲历者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叙述新旧两个时代的过渡。⑤双雪涛、班宇和郑执共同书写了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沈阳，这个世纪之交的时空体蕴含着双重的过渡，一方面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从全国最典型的所谓“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变革过程，一方面是作家自身作为原国营工厂工人子弟(“80后东北作家群体”的普遍出身)从童年走向成人的情感结构形成过程，前者如此深刻地影响了后者，后者如此内在地回应着前者，以至于在这些小说家的小说里，微观叙事与宏观叙事已融为一体，日常生活即大历史： 她说，孙老师调查了你家的成分。我说：成分？她说：这是我听她和别的老师说的。我说：你怎么听见的？她说：你管不着，她说你家是工人阶级，扶不上墙。我说：什么叫扶不上墙。她说：我也不知道，你千万别和人说是我说的，把你语文作业交了吧。我说：操，老子从小翻墙就不要人扶，你跟孙老师说，我忘带了。⑥ 这是双雪涛小说《聋哑时代》中的校园生活场景，两个初中生谈论一位势利的老师，事实上也在谈论90年代阶层分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的身份话语。小说叙述的对象是中学校园这样的微观生活空间，文本的肌理却是对体现宏大历史变迁的社会话语的戏仿，该戏仿显然并非后现代性的符号游戏，而是世纪之交的底层成长经验与日益“理固宜然”的主流社会逻辑的对话。在与自动化的社会逻辑的对话中凸显被遮蔽的生活经验，与在新时期文学传统的背景上突出新的美学原则，是同一种“现实主义”书写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二、媒介环境反讽与底层经验表达 在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的沈阳叙事中，与主流社会逻辑对话的一个普遍的直观形式是，广播、电影、电视乃至手机、网络等大众媒介纷纷“反转”为小说的“内容”。麦克卢汉在“媒介即讯息”的意义上指出，媒介演进历史中的新媒介与日媒介的关系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电视的内容是电影，正如电影的内容是小说，新的媒介形式作为“全新的环境”改变人的感知，并使旧媒介由习焉不察的环境转变为新奇的感知对象。⑦然而，“80后东北作家群体”的小说却显示了这种线性演进和单一媒介形式主导的“环境”的意识形态性：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同一时代存在不同媒介形式的环境中的主体，这些主体既非彼此隔绝，亦非简单的主从关系，而是在更为复杂的互动中生成对具体生活的感知，各种新日媒介既是生成感知的不完全的环境，又是在特定的生成过程中被重新感知的“内容”。在此前提下，超越单一媒介形式的媒介环境得以反讽再现，构成小说的反自动化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