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代病：尴尬的人文知识精英话题 现代人文知识精英是指接受过一定的现代文化知识教育并在心理上、思维上和人格上拥有相应价值特征的人文知识分子。众所周知，自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社会危机、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序幕全面拉开。面对这种局面，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寻找应对之策时，也开始自我现代化的过程。经过不断的探索，逐渐形成一个以新型人文知识和价值理念的生产、传播和践行为目标的现代人文知识精英群体。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过程几经起伏，应该说，现代人文知识精英这一群体在历史变革的众多关键节点，都本着内在的责任感、使命感积极参与，贡献了特有的力量。在此过程中，他们的整体形象也逐渐被理想化，不管是以启蒙的姿态布道，还是以固有体制受害者身份阐发受压抑的痛苦，在大众眼里都充斥着一种真理在握的光辉。事实上，这也正是大多数现代人文知识精英的一种自我认知，到20世纪末之前，哪怕其作为一个群体多次跌入历史低谷，都未曾彻底丧失自己在精神价值层面的优越感。这些知识分子此般自信自有其合理之处：既然百年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本来就是一场现代性的知识及价值体系对传统的知识及价值体系的全面改造和提升运动，那么有谁能轻易否定作为现代知识及价值体系承载者的知识精英的地位和作用呢？ 尽管理论上现代人文知识精英应该在历史发展大潮中始终扮演着引领者角色，可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最大吊诡之一，就是这些人在社会历史发展格局中的实际地位并没有那么神圣和强大。作为一个在积弊重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进行的国家民族重建运动，现代社会的转型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由知识者设计、其他社会群体配合的简单行为，而是各种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反复博弈的过程。革命、阶级、战争、政治、经济、体制等一系列公共性的重大命题始终纠缠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时时挑战着人文知识分子精英的应对能力和知识生产能力。在它们所合力建构的历史运动中，人文知识分子精英大多数时候都处于配角位置，以其他社会力量依附者的身份曲折而艰难地参与其中。导致这样结果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人文知识分子精英在社会格局里力量不够强大。在短短的自我成长史上，他们还没有形成坚实的社会基础，以及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和团结各方力量。其次是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的生存环境造就的价值创新能力不足。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效仿性的，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代言”，只要提前接受一些现成的知识和观念就有可能建立起自己布道者身份；而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新出现的问题就会溢出固有的框架，需要知识分子去进行创造性的“立言”，人文知识精英在这方面准备和训练不够，难免一时手足无措、进退失据，无法及时引领社会的发展。 总而言之，引领时代的自我期许与实际历史过程中的配角位置之间的落差、改造社会的理想抱负与创新能力不足的矛盾长期萦绕在人文知识精英身上，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既自尊又自卑，既坚强又脆弱，既理性又迷茫。在生存环境相对单纯的情况下，他们还能相对从容地呈现出自尊、坚强、理性的一面；一旦遭遇残酷挑战，他们的内在不足便难以掩饰，自卑、脆弱、迷茫的另一面就大幅度暴露。人文知识精英遭遇的最严重价值危机出现在20世纪末以来。20世纪后期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体制内的变革创举，它成功地把全社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发展方面，创造出了体量极为庞大的物质财富。但随着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的推进，整个国家逐渐进入了以实用化、物质化、世俗化为主导倾向的畸形商品经济时代，人文知识精英的地位日趋边缘。更关键的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已经非传统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认知模式可以规范，不少还是以前现代性思路的产物，故过去他们所习以为常的一些知识和理念再也无法有效地应对。由对新时代背景下纷纭复杂现实问题的无能为力进一步演变为对自身价值的怀疑，看待世界和人生的目光失去了理性和积极进取，多了一份虚无和迷惘，乃至上升到对精英知识分子历史和存在意义的整体否定，遂成了20世纪末以来在不少人文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时代病”。 著名作家格非当下就遭遇了这样一个时代病问题。他在21世纪所创作的“江南三部曲”里的知识分子书写，在一定意义上便是这种“时代病”患者的精神游弋。 二 无根的漂流：“江南三部曲”三代主人公形象的内涵解读 “江南三部曲”是格非本着20世纪末以来人文知识分子精英对社会历史乃至自我价值的幻灭感，所进行的审美演绎。小说内容横跨了20世纪以来百年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在三个不同时代的社会背景下，以三代人的精神状态与理想追求为中心，对人文知识分子精英这一群体进行了反复描摹，具有寓言化的性质。在“江南三部曲”中有血缘关系的三个主人公陆秀米、谭功达和谭端午，尽管成长过程不同，外部身份各异，但皆不失为他们各自生活时代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追求和传统知识分子“光宗耀祖”或“致君尧舜”的理想不同，都在有意从各自角度将生命价值汇入关于国家、民族或自我的现代性叙事。他们或是在欲望的冲动中走上革命之路，或是在改造世界的妄想中沉湎乌托邦之梦，或是在功利化时代冲击下竭力维持着一份人格自尊，最后都归于无意义的喧哗和骚动。这些人物行为不但未能做到以真正的现代知识和价值为依归，在理性的框架内安排自己的生活，反而总以幻想代替现实，容易受情绪影响，自以为是又意志薄弱，经不起挫折，动辄陷入虚无和怀疑之境，并在与生活的隔膜和与理想的断裂中，开启了灵魂的无根漂流。格非对于这些人的关注与书写，一方面反映了自己在人物塑造上的偏好，另一方面也表达着一种自我的内心困惑。正是在对此类知识分子主人公形象的多方位书写中，格非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当下一些人文知识分子的“时代病”症候生动地呈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