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作人五四前后(1917-1925)的思想中有一个核心关切的主题，即基于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生活状态的观察而形成的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这促成了他新村(1917-1920)“人的生活”理想建构和之后“生活之艺术”思想的提出。因此，以这个问题为中心，考察周作人在五四前后的“人的生活”和“生活之艺术”思想的建构及其转变过程，就成为我们认识周作人五四前后思想动态的一个重要渠道。 一、“人的生活”的建构 西山养病之前的新村时期(1917-1920)，周作人的主要思想活动是构建其“人学”。一般地认为，此“人学”思想以依托于现代科学进化论生物学的灵肉一元人性论为本体论基础，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人道主义为基本的伦理规范，在此基础上而形成了“人的生活”理想，新村就是它在现世实现的模范。周作人是以之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方案的。一直以来，我们都简单地将新村主义“人的生活”认定为乌托邦性的，然而却没有注意到它的建构所以可能背后的深层原因，也就是此乌托邦背后的深层思想结构。 首先，众所周知，“人的生活”建基在周作人的人性论上。周作人的灵肉一元人性论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自然人性论，这种人性论主要的目的是要将人的自然原欲从禁欲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因此，在《人的文学》中，对“人”做定义时，周作人即一方面在开首以一句话——“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否定了中国传统的“人”——也即一种道德人——的理解，一方面又通过灵肉一元人性论的建构排斥掉了以基督教人性论为代表的灵肉二元人性的人——也即原罪人——的理解，以此排斥掉了中西两大文明发展出的对人的自然原欲的大部分束缚(道德的、神学的)；同时就又根据进化论生物学定义出了一个“从动物进化的人类”，而更为关键的是，他根据生物学明确宣称：“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①也就是说，通过否定中国传统道德人，通过拆毁基督教原罪人预设，尤其通过进化论生物学的科学权威定义和直接赋予人的本能以美善的美学伦理学先验价值，周作人完成了对人的自然原欲的合法性、正义性的辩护。这与周作人此一时期对以贞操问题的关注以及为郁达夫小说、汪静之诗歌的辩护都是一致的。 当然，在对“人”进行定义时，周作人也提出了所谓人的不断向上的“内面生活”，但其具体内容却不甚明确；他虽强调这种“内面生活”与“肉的生活”的一致性，可却也并没有对其如何达至一致做出理论的透彻说明。②事实上，“内面生活”并非周作人此时关注的重点，它被内含在灵肉一元自然人性论中，是作为其支撑起作用的；而现代灵肉一元人性论在西方的产生本来就是为了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禁欲的时代氛围，本质上就是一种要求人的原欲解放的思想，这在它的先驱勃莱克和卡本德、惠特曼等代表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 而正是在这个“人”的定义的基础上，周作人进而提出了“人的生活”的理想： 这“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中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③ 实际上这也就是他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贯彻实现。在周作人看来，这种生活实现的模范就是当时发生于日本的新村运动。周作人热心宣传新村主义，就是想引进这种“人的生活”模式来改造中国社会的生活。 然而正如有研究者已经指出的，这种“人的生活”的建构却是理想且缺乏科学依据的，虽然周作人意图将自然人性论与它联系起来作为其本体论基础，可是在“自然”和“理想”之间却缺乏逻辑联通的可能性。④也就是说，周作人根据进化论生物学定义的灵肉一元人性的人无法逻辑必然地支持新村这种“人的生活”的建构。这困难主要存在于两方面，一是理论层面的，最主要的就是其大人类主义，也就是抽空社会、民族、国家等集团性概念而直接和合“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中的“个人”和“人类”，使极端切实的个人与极端宏大、抽象且价值稀薄的“人类”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上的困难，即它如何解释、解决人类生活中恶的一方面的问题，因为很明显，人的原欲本身并非一定美善，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恶，如果我们愿意，最终就都可以归结到人的欲望或人性中，这在当时蓝志先对周作人翻译发表的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中以贞操为一种趣味、洁癖、信仰的观点的质疑中就可以见到⑤。对这些问题，周作人和新村主义虽然可以引当时作为科学的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基督教的博爱观等作支持，可很明显，这种支持的力度很有限。 如此，周作人和新村实际上就只能将“人的生活”理想实现的希望寄托在“人间理性的觉醒”上了。我们看到周作人对新村主义面临的种种困难，基本上都是将其解决寄托在“认识”“明白”“理解”，主要是“人间理性的觉醒”等概念上的： 他们相信人类，信托人间的理性，等他觉醒，回到合理的自然的路上来。“只要万人真希望这样的世界，这世界便能实现。”这是他们的信仰。⑥ 这样的话几乎出现在周作人介绍新村的所有文章中。事实上，构成“人的生活”实现基础的不是别的，正是这种对人的理性-自由意志的确信。而如果我们仔细体味的话，在周作人定义的灵肉一元人性中其实就内含有这种理性-自由意志，所谓“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的“内面生活”中就蕴含着这种自由意志的生长，也正因为有它，人类才能够“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却“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⑦。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周作人将“人的生活”理想建基于他的灵肉一元人性论之上的逻辑了，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理性-自由意志的连接和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