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曾经是一个有信仰的人①。但是在他的晚年，这个“信仰”是否还在悄悄地起着作用？这个问题巴金生前没有给予准确的回应。在他晚年著述中，取而代之的是一再出现的“理想”“理想主义”“理想主义者”等说法，核心词是“理想”。那么，巴金早年的“信仰”与晚年的“理想”是否可以重叠？“理想”在巴金晚年构成什么样的意义？ 要清晰地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巴金生前几乎拒绝回答研究者有关信仰的询问，有意识地规避了任何可能引起质疑的话题。但是，这种有意识的规避，似乎又透露出巴金并没有真的把这个在“文革”中曾给他带来过灾难的话题轻松放下，反而成为他越来越沉重的精神负担。弥漫在他晚年著述的字里行间挥之不去的精神痛苦，假如仅仅在世俗层面上以所谓的反思“文革”的教训、家破人亡的灾难、痛定思痛的忏悔等理由来解释，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都无法真正还原这份精神现象的沉重性。因为巴金在他晚年著述里所努力表达的，不是社会上普遍认同的现象，而是属于他个人的“这一个”所面对的精神困扰和危机。 巴金晚年著述是一个特殊存在，是当代思想文化领域难得的一份精神自白、忏悔和呼喊的文本。作家在写作中面对种种困难，使他无法用卢梭式的坦率来表述自己内心痛苦。这里有很多障碍：首先作家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的忏悔没有明确的倾诉对象，他常常把对象内化为对自身的谴责和惩罚②。其次是作家对这种越来越汹涌地浮现出来的忏悔之情或许没有足够准备，因此《随想录》文本内涵前后是有变化的③，前面部分主要还是回应社会上各种引起争议的文化现象，而越到后面，他的关注点越接近自己的内心，尤其在完成《随想录》以后的各种文字里，与他早年信仰有关的话题越来越多。也就是说，越接近生命的终点，巴金越想把埋藏在内心深处的话倾吐出来，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一再说要把《随想录》当作“遗嘱”的深层含义。再次是巴金晚年经历了“文革”时期的精神危机和“文革”以后的觉醒，他又理性地意识到自己身处的文化生态远没有可能自由讨论其信仰，这是他在态度上犹犹豫豫、修辞上吞吞吐吐的主要原因④。其实，巴金对信仰问题的真正想法，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作家本人也很暧昧，或许他心里很明白，在信仰问题上他是极为孤立的，在现代社会几乎找不到真正的共鸣者，他不愿意自己的信仰再次被庸俗化，更不愿意信仰再次遭到世俗误解与戮辱。归纳种种迹象，《随想录》是一个未最后完成的文本，它并没有把巴金想说的话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与其说巴金在犹豫，还不如说他是在等待和寻找。在这个类似等待戈多的漫长过程里，巴金一再祭出“讲真话”的旗帜，不仅向人们提倡要讲真话，更可能是作家对自我信心的一种鞭策。巴金晚年著述更大的动力来自他内心倾诉的需要，希望通过向读者倾诉来化解自己心理上的沉重压力。 一、巴金晚年著述中最隐秘的激情是什么？ “巴金晚年著述”，是本文所拟的一个概念。包括巴金先生在“文革”后的所有著述以及编辑活动，如他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写作五卷本的《随想录》以及《再思录》《创作回忆录》，编辑《巴金全集》《巴金译文全集》等工作。其中《随想录》和《再思录》最为重要。 《随想录》是一部思想内容极为丰富的著作。它既是对刚过去不久的民族灾难的深刻反思，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的惨痛教训；同时也真实记录了作家本人直接参与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各种论争的全过程，成为一部真实保留时代信息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此外还有更加隐秘的含义。那就是《随想录》的书写，是巴金重塑自己的人格，重新呼唤已经失落的理想的努力；写作过程也是巴金的主体不断提升和超越的过程。《随想录》要表达这层含义，远比揭开前两层意义更为艰难。巴金开始写《随想录》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人生七十古来稀，在政治迫害中坚持到高龄已属不易，但是在七十多岁以后还要重新反省自己的人生道路，还要追求一种对自我的否定之否定，应该说，这是他所面对的最大挑战。 在写作《随想录》过程中，巴金还遇到另一个挑战：生命渐渐老去。他在这期间多次生病住院，越来越严重的帕金森病让他的手无法轻易捏住笔杆挥洒写字。他既不会用电脑写作，也不愿意口述录音，就这样独自一人拿着一支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如他所说：“的确我写字十分吃力，连一管圆珠笔也几乎移动(的确是移动)不了，但思想不肯停，一直等着笔动。我坐在书桌前干着急，慢慢将笔往前后移，有时纸上不出现字迹，便用力重写，这样终于写出一张一张的稿子，有时一天还写不上两百字，就感觉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⑤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巴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痛苦的写作生活？他晚年究竟是被怎样的一种激情所支配？ 巴金晚年著述的真正动机，即便是他的同时代人也不太了解，很多人包括巴金的亲朋好友，都发出过这样的疑问：“他为什么活得这么痛苦？”⑥社会一般舆论都认为这种痛苦来自巴金对历史浩劫念念不忘，然而本文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外在磨难以及对磨难的抗衡，都不可能是巴金晚年写作最根本的动力；只有来自他内心的巨大冲动，他自己觉得有些深藏在心底里的话不得不要说出来，同时又不能让深藏在心底的话随随便便地说出来而受到误解，这才是巴金晚年的最大困境。巴金在晚年著述里反复地宣告：“我有话要说。”在《随想录》最后一卷《无题集》的“后记”里，他动情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