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与性别话语改写下的教堂空间　　

      中国的教堂是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碰撞的过程中一个颇有意味的空间。西方的教堂是人与神灵交往的专门场所，是一个宗教的神圣空间，但在中国，教堂除了具有宗教意味，更是一个文化冲突频发的空间。这些点状分布的教堂，逐渐成为古老中国的异质景观，并进入现代作家的创作视野。从日记、游记等纪实性文学到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体裁，都不乏教堂书写。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堂空间图谱中，1940年前后的延安教堂尤其显得别具一格。1940年前后的延安，文化氛围相对宽松，作家笔下的教堂既具有某种“特殊的情调”，又交织着阶级、性别等革命话语，体现出彼时文艺充满活力的一面。本文以1940年前后延安文学中的教堂书写为中心，通过考察内涵各异的教堂空间书写，勾勒1940年前后延安复杂的文化语境，以及历史延续中文艺与革命的多种面向。

      一、从“小观园”到阶级空间：“鲁艺”的空间意蕴

      (一)教堂与1940年前后“生长”中的鲁艺

      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1938年4月，1939年8月初其校址从延安北门外迁至东郊离城十多里的桥儿沟天主教堂。11月，中央新任命吴玉章为院长，周扬为副院长。此后，鲁艺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周扬主持。1940年5月，鲁迅艺术学院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①据研究，鲁艺的教育方针一度有所调整，成立之初主要强调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之后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整风运动之后则强调艺术为现实政治服务。②总体来看，在1940年前后，鲁艺在教育方针上强调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和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材，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③。不过，实际的教育情况与该方针尚有一定落差。伯滋在1940年的一篇记叙鲁艺的文章中，就指出鲁艺“新的作风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而是“在一天天生长”。④

      

      鲁艺校址，1938年

      这种“生长中”的鲁艺在延安多少显得有些特殊，一方面，鲁艺的大部分教师都是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家，但初到鲁艺，他们多带有昔日感伤、犹疑的性格特征，体现出“过去”与“当下”、“旧我”与“新我”的交锋。1938年，26岁的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等人一起奔赴延安，随后被任命为鲁艺文学系主任，兼任文学系教员，在何其芳看来，包括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在内的几所学校，表明延安在“不断的进步”⑤。不过，何其芳既看到延安的“进步”，并放声歌颂延安，想要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但昔日的感伤诗人的微妙情愫又不时困扰着他，“‘应该的’‘想成为’的工作状态与自己实际的工作感受、自动涌现的那些隐秘的个人情愫在互驳，更投入地工作的愿望真挚又迫切，而自我说服却又显得犹疑和勉强”⑥。何其芳的这种“生长”、调整中的身心状态，在延安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颇有代表性，“过去”与“当下”辩驳的情绪，构成1940年前后鲁艺文化氛围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教师知识储备和个人风格的影响下，鲁艺在教学内容和文化氛围上有一段时间偏向“提高”，相对忽略了“普及”。以周立波为例，1940-42年在给鲁艺文学系的学生开设“名著选读”课时，主要讲授的就是“高尔基、法捷耶夫、绥拉菲摩维奇、涅维洛夫，与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陀耶夫斯基、契诃夫，以及歌德、巴尔扎克、司汤达、莫泊桑、梅里美、纪德等和他们的经典名著”，“这些课程大大提高了同学们的文学知识和欣赏写作水平”⑦。对于这门课程，鲁艺学生一度认为它是鲁艺历史上“最具有浪漫色彩的篇章之一”。⑧这些“具有浪漫色彩”的学习生活，造成鲁艺一段时间内相对封闭，偏离了培养抗战需要的艺术干部的目标和中共文艺政策的方向。

      除了学习，鲁艺学生的生活在延安的青年中也显得“特殊”。陈学昭在访问延安的时候就捕捉到延安女学生的这种“特殊”。据她的记录，由于自己穿着丝质的西装，走在延安的大街上曾被吹口哨，但一个月后她在鲁艺看到有女学生穿着“绿色丝质西装，式样也还新，正从公路上走来，没有人向她吹口哨。也没有人注视她，我推究缘故，想该是她已经被人们看惯了，熟识了……不觉得特别，也就不觉得不好”。⑨

      这种“新”“旧”交错的特殊氛围在茅盾1940年创作的《记“鲁迅艺术文学院”》⑩一文中以哥特式大礼堂的意象得到了生动的反映。1940年5月下旬，茅盾在西安短暂停留之后，到达延安，随后寓居桥儿沟东山的窑洞四个多月。期间为鲁艺的学生讲授《中国市民文学概论》(11)等。从山上的寓所，茅盾正好可以看到山下鲁艺校舍的全景。在《记“鲁迅艺术文学院”》一文中，他首先描写了校舍、学生、山谷，并特别写到“鲁艺教员东山住宅区”，描绘了这些“或清雅，或明艳，或雄壮而奇特”的“文艺家之家”，以及在广场散步的文艺家的夫人和正在演讲的荒煤等人。这些景象构成“‘鲁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围”。而另一部分，就是“鲁艺”的校园生活，这也是茅盾这篇散文的重点。茅盾记叙“鲁艺”的校园生活，是从“鲁艺”的校舍——西式建筑天主教堂写起的：

      “鲁术”(即“鲁艺”，原文如此——引者注)的校舍是延安唯一的道地的西式建筑。大约是一九二五年吧，西班牙的神甫在桥儿沟经营了这巍峨的建筑。全体是石头和砖的，峨特式(12)的门窗，可容五六百人的大礼拜堂(现在是大礼堂)，它那高耸入云的一对尖塔，远远就可以望到，那塔尖的十字架也依然无恙，“鲁艺”美术系的一个学生——富有天才的青年木刻家文元，曾经取这从前的“大礼拜堂”及其塔尖为题材，作了一幅美妙的木刻，题名曰《圣经时代已经过去了》(13)：正像这幅木刻所示，现在这所巍峨的建筑四周的大树荫下，你可以时时看见有些男女把一只简陋的木刻子侧卧过来，靠着树干，作成一种所谓“延安作风”的躺椅，手一卷书，逍遥自得的在那里阅读。(14)

      茅盾首先勾勒出大礼堂的“西式”特征：哥特式的门窗、高耸入云的塔尖、塔尖的十字架。寥寥几笔，写出鲁艺的教堂的外形。他接着引用古元的木刻画《圣经时代过去了》，揭示出教堂空间性质的变化：青年男女诗情画意的学习生活改写了宗教空间庄严肃穆的一面。这种诗情画意的景象，在《记“鲁迅艺术文学院”(下)》中体现得更明显：“大礼堂后边第一个院子里，正展开一幅诗意的画面，两列峨特式的石头建筑，巍然隔院而对峙，这是学生的宿舍……月明之下，树影婆娑，三人五人，一小堆一小堆的青年……”在茅盾的笔下，这些青年或谈心，或弹曼陀琳，合唱，“如微风穿幽篁”，后来“终于大家不谋而合地唱起‘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歌声“愈来愈高愈壮烈，到了顶点”，笑声过后，“又轻轻传出带点哀婉味儿的民歌的旋律”。(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