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 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9)05-0066-05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9.05.011 在我手里有一份家庭日记和消费账，日记和消费账的起止时间是1965年至1975年，这差不多就是中国当代历史概念中的“文革”时期。日记的主人名叫林怡，1910年生于宁波，后定居上海，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新中国成立前，林怡有过丰富的职业经历。他早年曾与人合办过小学，后来在合众社①当过两年多的服务员，再后来又与人合办电线厂并当了经理，电线厂倒闭后他曾一度失业。新中国成立后，林怡考入当时的中央财会学校学习会计，毕业后分配到当时财政部下属的储备局，随储备局工程队先后赴湖南、河北、山西、北京等地搞基建工程，并于1956年定居内蒙古，直到1994年去世。 林怡的日记和消费账是分别记录的，日记记录的是日记主人的行踪和来往，消费账则记载了日记主人一家每天详细的消费项目和价格。日记和消费账的起讫时间是1965年1月1日到1975年10月30日。这十年的日记其实很简单，只有1965年和1966年的日记简单记录了在单位的工作内容，从1966年底以后，林怡大多数日子是在家里休养和到外地探亲，因此，日记中的主要内容有：1.自己所在的位置；2.人际交往，包括自己外出和家里来人的情况以及来往信件的内容；3.身体状况和医疗过程。和他日常生活记录的另一个系列——消费账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日常消费的行为过程基本上不在日记的范围内。相对来说，日记中所记载的内容更具有社会意义和本质上的重要性，而消费账记录反映的是一个财会人员特有的对家庭经济学的敏感和对家庭预算进行管理的过程。通过家庭收支账目的记录，对有限的家庭收入进行合理的筹划和细致的管理，是物质稀缺年代更有效地组织财富的必要手段，从而能够在保证一个家庭起码的必要消费的前提下，通过一定的积蓄去实现一定程度的象征消费和奢侈消费。因此，林怡的消费账有着很高的社会学价值，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还原那一时期一个中上等收入家庭的日常消费状况和生活状况，为我们在差不多40年后回到那段历史的现场、复原那个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应该说，从日记主人的收入和消费状况看，他们一家的生活状况与全国家庭普遍的生活情况相比并不具有更大的典型性，那个年代更大多数的农村人口正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即使是城市人口，大多数人家的工资收入也并没有日记主人一家多。比如说，就林怡所在的单位来说，像林怡这样的双职工也是不多的，仅占所有职工的百分之三四。但即使如此，日记主人一家的日常生活还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因为，即使工资收入各不相同，但是革命的激情却是一样的。在政治主导的年代，人们在物质上的差别其实并不大，或者说即使存在差别也是很不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政治地位的不同。 在这段时期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两股主旋律相互交织，一个是政治激情的极度高涨；一个是物资供应的极度稀缺。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政治主导和物资稀缺是影响当时人们日常生活和普通消费的主要因素，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贯穿日记主人的整个生活领域和整个历史时期，既决定了当时人们的消费内容，也决定了当时人们的消费形式。 在林怡留下的消费账中，绝大部分都是购买食品的记录，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和交通费的记载，在这些丰富的食品消费里，我们慢慢梳理出日记主人在这十年里买过和看过的书。相对于消费账中还算丰富的食品消费，林怡买书和看书的记录就显得颇为寒酸了。 把1965年的日记和消费账翻看一遍，买书活动只有一次。4月8日日记中有： 致母亲 购数理化自学丛书第一集(中学代数) 意思是给在上海的母亲写信，请她代购“数理化自学丛书第一集(中学代数)”。4月19日，林怡收到母亲的回信，说是“中学代数已寄出。”4月22日，林怡给母亲写信说“书已收到”。 “数理化自学丛书”是一套非常有名的书，这是1963年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整套书17册，分别是《代数》四册、《物理》四册、《化学》四册、《平面几何》二册、《立体几何》一册、《平面解析几何》一册、《三角》一册。丛书是从1962年开始编写的，参加编写的都是当时上海有丰富中学教学经验的教师，每人撰写最擅长的部分。编写宗旨是让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青年通过自学，能够读懂学好高中数理化基础知识。所以当时在编写时，要求“详尽在先、概括在后、通俗到底”。在文字叙述上，要求一律用讲课的形式和格调来书写，很适合读完高小的人自学。 林怡给儿子买的《代数》总共四册，看不出来林怡给儿子购买的“第一集”指的是丛书的“第一集”《代数》还是《代数》的“第一册”。林怡买这本书的时候，他的儿子正在读初中。8月，林怡在好几封给外地亲戚们的书信中报告了儿子考上了高中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里也许就有数理化自学丛书的一部分功劳。 1966年初，林怡家的消费账上比较集中的出现了买书的记录，如： 1月19日：《破晓记》0.70元，《团章讲话》0.10元 2月8日：《玉树赞歌》0.28元 2月11日：《蒙古语文》0.50元 4月14日：《边疆晓歌》0.70元 把这几个月的书账集中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里边有几种文学类的书，《破晓记》和《边疆晓歌》都是长篇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中没有地位，但在当代出版史中却有记载。1963年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也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了农村。1964年1月14日至31日，文化部召开了农村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加强农村读物出版工作》。这篇社论中说：“现在农村里有几千万知识青年，有许多基层干部，他们是农村政治生活、农业生产和文化活动上的积极分子和领导骨干，他们迫切需要提高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通过他们，还可以教育广大农民群众，因而要十分重视给农村知识青年和基层干部，供应适合他们需要的优秀图书，至于广大农民，经过历次革命运动，特别是最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迫切需要文化食粮，绝不能忽视他们对图书的需要。”[1](P122)为落实农村图书出版发行工作，1965年8月，文化部出版局召集有关单位研究“农村版图书”出版问题，并拟定了第一批14种“农村版图书”，由农村读物出版社向农村大量发行，在这14种图书中，文学作品类图书包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英雄的故事》和《红岩》以及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艳阳天》。9月，中宣部《出版工作简报》第23号发布的《中央一级有关的几个出版社加强农村读物出版工作的计划》中列出了农村读物出版社、卫生出版社、农业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出版社今后一个时期出版农村读物的计划。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关于长篇小说的部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