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50年代：五人诗选》①时，脑海里瞬间闪现出几本与之相关的书的信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北岛、舒婷、顾城、江河和杨炼的诗歌合集《五人诗选》，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二○一七年三月，雷平阳、陈先发、李少君、潘维和古马的代表作结集《五人诗选》，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内收杨庆祥先生序言；二○一七年七月，臧棣、张执浩、雷平阳、余怒和陈先发的精选作品集《新五人诗选》，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前有洪子诚先生序言。第一本堪称朦胧诗的流派诗选，流布甚广，第二本、第三本皆可视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诗人诗选，反应不错，如果根据当下时髦的代际划分原则，《50年代：五人诗选》自然也属以出生年代为基准的诗选。 那么，为什么每本都只从所属时段灿若群星的诗人中，抽取出五人的“面孔”，令他们亮相？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可以说是一种冒险的行为？为什么偏偏是五人？每个时段“胜出”的何以是此诗人而非彼五人？面临诸多可能出现的质疑与拷问，首先必须申明，以上诗集的编选不论是为了对历史进行必要的清理，还是出于提供“范式”意义的建构诗坛秩序的企望，抑或是要在诗歌史视野上展示诗人的创作实绩，均非哗众取宠，以吸引读者的眼球，而都是希求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确立当代诗歌自己的经典，即源于诗歌经典化的深细考虑的具体尝试。 一个时代诗歌繁荣与否的标志是看其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和天才代表，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个时代的诗歌就是繁荣的，如果缺少偶像和天才的“太阳”，即便诗坛再怎样群星闪烁，恐怕也会显得苍白无力。事实上，整个人类诗歌的辉煌历史，归根结底就是靠重要的诗人和诗作连缀、织就而成，因此，无论在任何时代，经典的筛选和确立对诗歌的创作及繁荣都是至关重要的。说到经典，窃以为虽然经典的确立标准姚黄魏紫、仁智各见，同时经典又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与流动性，在不同的时代和读者那里会有不同的经典，所以罗兰·巴特认为历史叙述有时就是想象力的产物，在诗歌史的书写中，主体的意识和判断在经典的建构方面自然会有所渗透或彰显。凡能够介入现实良心、产生轰动效应，或者影响了当时的写作方向和风气，可以被视为那个时代诗坛的拳头作品者即是经典，而他们的创作主体即为经典诗人。 一九五○年代出生的诗人群体阵势壮观，除却朦胧诗、第三代诗的一些优秀者之外，还有张曙光、郁葱、刘立云、汤养宗、大解、李松涛等一大批写作者，他们以各自独特的个人化方式，成就了新时期以来创作的中坚力量。就是《50年代：五人诗选》的五位作者也可谓千秋并举，各臻其态。 于坚一九七○年代初开始写诗，从一九八○年代的红土高原诗写作，中经“第三代诗歌”和边缘化的一九九○年代，一直到二十一世纪诗歌，他始终置身于诗歌创作的潮头，并在持续写作中加深了和诗歌的精神联系。 一九八六年，于坚的成名作《尚义街六号》面世。边缘立场和低调写作姿态，使他不愿像朦胧诗那种进行英雄式的歌唱，《远方的朋友》、《罗家生》等诗，的确多以普通人视角关注日常生活和世俗生命真相，传递“此岸”人生况味。《尚义街六号》更氤氲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普通百姓的吃喝拉撒，粗鄙而亲切地凸显出来，形下生活场景和形上精神追求统一，恢复了凡俗的生命意识和存在状态，令人觉得一切事物均可入诗，诗即生活，生活即诗。于坚对日常生活的倚重，无意间让一些庸俗芜杂因子混入诗中，但却赋予了诗歌以宽阔的言说视野和下沉的力量。 于坚的日常主义诗学不乏对抗性写作痕迹；一九九○年代后他为语言去蔽、澄明事物的努力，走向了世界本源的呈现与敞开。《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等诗仍在琐碎庸常题材领域逡巡，只是已把调整语言与存在的关系作重头戏，并由此使书写成为对附着在事物之上的历史文化积淀的清洗。《对一只乌鸦的命名》还原事物的倾向极为显豁。乌鸦一直被视为丑陋、不祥之“鸟”，诗的目的是为之正名。诗人看来乌鸦无“祥”与“不祥”之说，更和“黑暗势力”无关，是一代代“语言的老茧”通过民俗、历史、社会等途径把它象征、隐喻化，使其背负上莫须有的恶名。在于坚笔下乌鸦已抖掉象征、隐喻、臆想的尘埃，从形到质地被恢复为乌鸦自身。因为于坚把写诗目的定位于世界的澄明，而世上事物都是平等的，彼此间没高低贵贱、对错良恶之分，所以在他眼中“一切皆诗”，都应给予观照。他对澄明事物、世界和日常生活的努力，做到了拒绝升华，随性自然，为诗歌创作注入了平凡的活力。 于坚少时注射链霉素过量导致的失聪，和初中毕业在铆焊车间上班的工种对眼睛的特殊需要，决定他把握世界的方式主要是看，诗也因之很少涉足未知、臆想领域，出现了许多不同于诗歌的“非诗”因素，即和小说、戏剧乃至散文文体较近、能够“看得见”的一些叙事性特征。 一是大量物象、事象等事态因子介入，有一定的叙事长度和宽度。那十几首“事件”诗歌把这一倾向推向巅峰状态，它们或纵式流动，或横向铺排，叙事文学要素一应俱全。《事件·铺路》描写工人们铺路的场面与过程，从场景设置、细节刻划到人物动作安排、事件情节穿插，有新写实小说味道，散点透视的笔法也使劳动情境的叙述焕发着鲜活的诗性气息。它只是合理吸纳了其他文类的一些手段，其叙事仍是注意情绪、情趣渗透的诗性叙事。二是为降低对所见事物澄明、还原的干预程度，诗人进行“反诗”的冷抒情。一方面直接处理审美对象，以情感零度状态正视生活，如《下午一位在阴影中走过的同事》将自我欲几乎降低到没有的程度。“是什么就是什么”地写实，摒弃了个人主观的情感立场和价值判断，使世界以本来样子呈现，可在具象性的事态恢复中，却又透露出一股孤独和焦灼情绪。另一方面则以客观叙述作言说的主体方式，辅以第三人称、对话与独白等戏剧手段，强化非个人化效果，如《罗家生》以第三人称的“平视”角度，把一个善良人庸常的人生和死亡的悲剧诠释得淡泊平静，舒缓的叙述调式切合了人生的本相，寄寓了似淡实浓的人性悲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