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从我的老朋友蔡翔那本书里直接挪用来的。这个题目本身很有吸引力,而且蔡翔老师做得很好,非常精彩。他这本书——《革命/叙述》,里面一章叫作《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他的基本观点就悬在这里。“劳动”这个概念在社会主义前30年正如蔡翔所说,占据了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对劳动的高度肯定蕴含着一种强大的解放力量,使中国底层社会的主体性包括这个主体的尊严得到了确定,这是蔡老师的基本主题。同时,他又把劳动的主体性引申到了所谓伦理和情感的方面,它不光是政治的和经济的地位的确定,而且是伦理的和情感的。他是以讨论赵树理的《地板》、秦兆阳的《改造》、李准的《李双双小传》、柳青的《创业史》等四部作品——其实不止四部作品——的方式,来观察当代文学是怎样依据劳动概念来组织自己的叙事。蔡老师这本书来回顾前30年中国革命、大众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经验,有一个非常切合当下需求的意图。 但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我还是可以插嘴,可以做我自己的文章,可以借题发挥,可以讨论另外的一些作品,或者对蔡翔老师洞见之外的盲视做一点补充,所以我这个题目就是这样来的。 那么,我想讲的大概是三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因为他/她能劳动!”这是完全顺着蔡翔老师的思路,即是说劳动赋予底层人民一种价值,这种价值观甚至带来婚姻、恋爱的择偶判断,进入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的再生产”的领域,蔡老师说创造了新的“生活世界”。第二个题目是“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动成为一种改造人的手段,不光是改造人的身体,同时也改造人的思想。这是蔡翔没有讨论到的,如何使得劳动光荣和劳动惩罚并存在当代政治的概念系统之中。第三个其实是蔡翔下一章讨论工厂、劳工的时候提到了的,他叫“工匠精神”,他没有说“主人翁精神”。蔡翔在下一章“工匠精神”用了一些长篇小说,都是跟鞍山钢铁公司有关的长篇小说来讨论,我觉得他这两章涉及的问题放到一起来说应该更有意思一点。 一、“因为他/她能劳动!” “因为他/她能劳动!”——我们会想到张爱玲一篇小说的开头,张爱玲50年代到了香港以后,预定了一笔美金的稿费,这篇小说用英文写了一遍,后来又用中文再写了一遍。金根是一个劳动模范,带着他的妹妹金花去结婚登记。登记时新郎被问了一句: “你要跟谁结婚?” 他很快地咕噜了一声:“谭金花。” “因为她能劳动。” 金花也回答了同样的问句。问到“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她也照别人预先教的那样,喃喃念着标准的答案:“因为他能劳动。” 张爱玲的这个场面直接袭用了赵树理的《登记》,她最后写完中文是1955年,五年前赵树理写了这一本非常有名的短篇小说《登记》,后来又改编成名为《罗汉钱》的话剧和电影: 助理员看了介绍信,“你叫什么名?”叫什么。“多大了?”多大了。“自愿吗!”“自愿!”“为什么愿嫁他?”或者“为什么愿娶她?”“因为他能劳动!”这一套,听起来好像背书,可是谁也只好那么背着,背了就发给一张红纸片叫男女双方和介绍人都盖指印。 跟张爱玲叙述的气氛不同,这里边是赵树理那种惯有的温暖的,略微带有一点嘲讽的笔调。为什么会略微带点嘲讽?就是说“这一套,听起来好像背书”——这是最能够体现劳动价值的一句话,而且是标准化的、公式化的。但是两人去结婚应该有更多的理由来回答,甚至很可能根本不是因为他/她能劳动。这马上提醒我们,劳动价值单独地提出来形成了一种“单维”或者说是“单向度”,一个人应该是全面的。当然能劳动是对的,嫁给他以后打的粮食多,但应该不光如此。甚至有时候娶她,或者嫁给他,恰恰是因为他/她不能劳动。我们依着赵树理时代的情境,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来对照文本里面公式化的背诵,就会发现,尊严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单维地由劳动价值来确定。
其实进一步想就会发现,《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是民兵队长,小二黑的对象是妇女队长,所以他们的结婚已经是政治经济地位界定了的劳动之外的尊严。如果说未庄人夸一句“阿Q真能做”,并没有带来阿Q地位的提升,在赵树理这里,劳动价值观同样不能单维度地提升底层民众的尊严。所以在评剧《刘巧儿》中就比较全面了。《刘巧儿》里面呈现为什么嫁给他就提供了比较像一个完整的人,没有一刀切下去说“他能劳动”: 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 我爱他下地生产真是有本领 我爱他能写能算他的文化好 回家来他能给我做先生 我爱他会说会笑会歌唱 他要是唱起歌来呀 大人小孩全都爱听 我爱他来他也爱我 我们两个相爱不愿离分 排在前边的仍然是劳动。紧接着学文化进来了。学文化在50年代初是一个全新的高潮,办了许多工农速成中学,给底层的人学文化,学知识。这是一个执政党面临的非常严峻的问题,新中国成立时党员人数是320万,69%是文盲,就是说执政党总数中69%是大字不识的人。这带来了一系列的道路选择、制度设置的问题,所以学文化插进来,是跟劳动一样重要的一个价值标尺。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看到“会歌唱”,这是评剧里面提供的一个丰富的标准。它跟法令无关,跟尊严政治无关,会唱歌的人并不高人一等。在这里“会歌唱”这件事情又是唱出来的,这很容易使我们想到叙述层次的缠绕。“我爱他来他也爱我,我们两个相爱不愿分离”,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结婚登记的时候最该问的不就是这个嘛。到了50年代初,在一个蓬勃的建设时期,劳动的价值就显得没那么单维,显然加进了很多比较丰富的维度。